“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彻法、作爰田、“三农”新解

以历史典籍为根据,结合出土文献,对彻法、作爰田、＂三农＂等中国上古时期的农业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究。认为彻法是一种作田法,而非是赋税征收的一种方式;作爰田即把一亩地分成两块,轮流耕种;《周礼》中的＂三农＂不是指三种土地,而是指上、中、下三等人口多少不同、授田数量有异的农户,代指农民。     

子路“侠义之勇”与子夏“仁知之勇”比较研究

＂勇＂是儒家＂三达德＂之一,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子路和子夏同为孔门高徒,然而他们身上的＂勇＂却各具特色,子路所表现的是一种＂侠义之勇＂,而子夏所展现的是一种＂仁知之勇＂。通过比较两人＂勇＂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认清儒家之＂勇＂的内涵,分清生活中的＂小勇＂和＂大勇＂,发扬儒家之＂勇＂的精神。     

“马迹”和“马”没关系

＂蛛丝马迹＂是个使用率很高的成语,释义为：比喻与事情根源有联系的不明显的线索。很多人望文生义,认为＂蛛丝马迹＂中的＂马迹＂是指马的蹄印,甚至连《中国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考释词典》都解释为＂马＂是骑马的马。其实,＂蛛丝马迹＂中的＂马＂,与拉车驾辕、四蹄如飞的哺乳动物＂马＂没有任何关联,而是指一种活动于灶台上的小昆虫。     

再揭“斯芬克斯”之谜:人之存在及其如何存在——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角

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认为＂斯芬克斯＂之谜揭示了＂人是什么＂即人的本质问题。在生成性、过程性思维平台,＂斯芬克斯＂之谜再次困扰众多思索者。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角,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指证、人之存在是生成的过程、人之存在的本质向度、人之存在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为再揭＂斯芬克斯＂之谜提供了新思考路向。     

中国特色宗教政策的“理”与“力”——人权的视角

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从人权的视角看,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理＂体现在逻辑上和道德上、理论和实践中其内容的正当或正当性;中国特色宗教政策之＂力＂体现在其＂理＂的基础上的生命之＂力＂、逻辑之＂力＂、道德之＂力＂以及法律的保障力等。同时,论证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的界定过程。     

“泥香”与“土香”的辩证——论余光中诗歌的休息之梦与抵抗意志

以＂泥土之香＂为核心,在＂柔软＂与＂坚硬＂两种对大地的想象中,可探讨余光中诗歌的梦想意识。＂泥土＂是一个极具趣味性的意象,既可以表现出＂泥＂的粘着性,又具备＂土＂的硬质性。从＂盆地-乳香＂到＂厨房-饭香＂,展现出永恒童年的深度主题;＂瓜果＂、＂香炉＂与＂壶＂的形象,则蕴藏着内密性特质。晚近余诗涌现出更多＂香火＂味？＂炉香＂？＂茶香＂？＂药香＂等,这反映了关于大地的另一种想象模式,即坚硬世界的梦想。在＂迷宫＂的心理现象与坚硬＂坯子＂的启示下,可以看到某种＂抵抗＂意志,这种抵抗意志是向＂低孤独＂的宣战,是试图在＂高孤独＂情境中追忆永恒＂童年＂、感悟＂宇宙性梦想＂的尝试。     

“九”体商榷

学界对＂九＂体的认识,有简单粗疏之嫌。＂汉三九＂九章成篇、代屈立言、悼屈抒愤的形式和内容并不能有效地概括＂九＂体的特点。认为＂九＂体发源于先秦的＂楚辞之三九＂,稍后在汉人手中正式定型。然自魏晋以来,其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尤其是宋以后,明确越过＂汉三九＂,向＂楚辞之三九＂回归。内容上,凸显了两个新的主题,即抒写个人情思和祭祀。形式上,十一章与不分章的体制得到延续,另外,还出现了多种变体。     

晚唐“三十六体”到底是指什么

文学界有＂三十六体＂之说法,但历来有不同理解。刘昫在《旧唐书》中提出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是＂三十六体＂这一文学概念产生的前提和因子,宋祁在《新唐书》中＂三十六体＂之提法是这一问题引起关注的转折,而将其确定在骈文方面实际是对刘昫提法的一种解读,不应看作误读。＂三十六体＂并称的出现,最大可能是三人在诗文中大量用典和使用艳丽古涩辞藻的文学倾向,而这种倾向在骈文及艳情诗中都有表现。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小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及其“话语”研究的当下意义

文学领域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研究;二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研究;三是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平台,从研究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文学形象研究占据主流;从研究态度上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作品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态度还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态度都有一个由贬斥到褒扬的转变,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逐渐推进之势。由此,对＂小资产阶级＂相关命题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网络流行语“×哥”非范畴化分析

非范畴化指在某种条件下范畴成员逐渐失去范畴中典型特征的过程。网络流行语＂×哥＂是一种典型的非范畴化现象,其非范畴化包括三个方面：结构的非范畴化、语体的非范畴化和语义的非范畴化。＂×哥＂族词语中,其结构出现多样化、搭配不稳定等特征。从情感意义来看,原有的亲属称谓中的褒义、尊敬之意已经弱化,出现褒义、贬义和中性意义。＂×哥＂其亲属属性特征已经脱落,而且其年长的特性也不稳定,而且随着＂×哥＂意义的丰富,其语义的男性特征也有脱落的迹象,可以指女性,也可以指物体。     

“南陈北李”缺席中共“一大”原因探析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建党重要人物的南陈—陈独秀和北李—李大钊却没有出席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作者认为有以下四个原因：一、直接原因;公务繁忙;二、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三、个人原因：心理和性格因素;四、地域原因：中共＂一大＂不可能在广州、北京召开。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说苑》“所”字研究

关于＂所＂字的词性,历来学者认识不一,文章综合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周法高先生所提倡的＂代词性助词＂较为合理。通过对《说苑》中的＂所＂进行穷尽式的量化研究,认为其中＂所＂作为代词性助词使用频率最高,占97%,名词＂所＂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而假设连词＂所＂基本消失,其中有3例可认为是假设连词,也可认为是代词性助词。根据这一标准,＂所＂字为代词性助词。     

释“鼎”

＂鼎＂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礼器,历史文化含量极重,所以该字演变发展出许多引申义。汉语中的＂鼎足而三＂、＂鼎足三分＂、＂鼎足而立＂均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鼎食＂指列鼎而食,古代只有生活富裕的贵族阶级才可以列鼎而食,因此用＂鼎食＂比喻富贵人家的奢侈生活,形象生动。     

《聊斋俚曲》中语气助词“啊”、“呀”的使用及其关系考察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助词＂呀＂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却有着相对独立的语法地位,直到清代才被逐渐纳入语气助词＂啊＂音变的轨道。同时,从比况助词＂也似的＂到＂呀似的＂、＂那似的＂、＂哇似的＂的词形变化中可以发现,在汉语史上存在从＂呀→啊→呀、哇、哪……＂演变的语音链条,＂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     

王昌龄诗“境”说浅析

“境”字借用到文艺作品中来 ,到唐代较为多见。王昌龄是用得较多且较早的一位。王昌龄诗论中的“境”有的指客观物境 ,有的指内心之境。他在佛教“境”说的影响下 ,提出了“诗有三境”之说。分析了佛教法相宗之“境”说与王昌龄诗“境”说之间的逻辑联系 ,并认为王昌龄在意境论发展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戴震“血气心知”的教育理论

清代学者戴震一生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治学和教育经验。在教育实践上,戴震贵＂知＂。他认为＂知＂是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戴震的＂知＂并非先验论的＂良知＂,而是偏于＂知识性＂的＂知＂,其实质是＂心知＂,这种＂知＂是依附于身体的＂血气＂而存在的,＂有血气,斯有心知＂。＂心知＂论表明了只有在后天学习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到真理,认识自我。     

彝汉诗学中“风”、“骨”内涵之比较

＂风骨＂一词在汉语诗学批评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汉文化中,它最早源于人物品评,随后转向诗文、书法、绘画等多个艺术门类。值得研究的是在我们多民族大家庭里,特别是在我国彝族发达的诗文论里,＂风＂、＂骨＂有别样的内涵,它们同样在自己的诗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