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协和会在“总动员”时期的罪行

伪满协和会是日伪殖民当局的“翼赞政治团体”,是殖民统治者的帮凶机构。本文通过追述协和会在伪满“总动员”时期,为了给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提供军需物质,如何与殖民当局结为一体,不遗余力地参与“粮食出荷”“金属献纳”“勤劳奉公”“爱国储蓄”等罪恶活动,逼使东北民众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史实,揭露和批判了日伪殖民统治者的滔天罪行。     

文化殖民与东北沦陷时期的话剧生产及装置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一方面制定和实施了对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进行严酷打压、限制和管控的政策与措施,一方面为了装点伪满洲国的所谓“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建国宗旨”和文化“繁荣”——实质是殖民文化的推进与落实,在话剧领域也推出和施行了多样化的举措。日伪政府和其控制的各种协会团体与媒体在严酷打压左翼进步话剧团体的同时,也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文化殖民性质的职业剧团、协和剧团和放送(广播)剧团,管控民间剧团,并在话剧剧本征集、话剧的舞台演出与巡演、剧本创作和演出的比赛与奖励、剧本发表与出版和理论批评等方面,开展较为频繁的管控与扶植杂糅的活动。由此,他们建构了一套较严密全面的话剧生产与传播的机制和装置,呈现出东亚殖民主义的文化症候。     

数字人文视域下"满洲映画协会"文化殖民考察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持续侵华过程中,日本利用"总力战"体制全面整合战争所必需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力量.除却传统的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等文化殖民力量,日伪当局还将具有强大宣传教化攻势的"电影"武器纳入战时活动当中."满映"所谓的"电影教育"其目的是为日本和伪满洲国"国策"服务的,鼓吹"日满一心一德",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奴化中国人民,丑化中国抗日活动,实质上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满映"的创建过程,以及演员招募、导演择选、影片配给等都从细节之处表明上述的"电影教育"逻辑,文化殖民意图毋庸置疑.     

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的奴化教育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战争.奴化教育是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实行的殖民教育,是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殖民侵略.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侵略而采取的侵略措施.     

文化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新感觉派研究

"五四"作家在线性时间观和世界主义视角的支配下,将西方作为象征权利嵌入中国文化想象中。新感觉派在认同"五四"一代的基础上,将西方等同于现代,开始了对现代性的追求。他们采取分叉性的策略将都市西方与殖民西方作了区分,通过对上海的世界主义想象将自己放在与西方和日本都市文化对话的全球语境中,因此掩盖住了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半殖民统治的现实。新感觉派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模糊,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     

民国时期发生在朝鲜的教科书事件

进入民国以后,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的争论逐渐增多,这样的争论甚至发生到了中国与日本本土之外的第三地--朝鲜.档案资料表明,朝鲜的华侨教育在教育目标、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基本上与国内相同,日本殖民统治者最初也未加干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在朝鲜华侨学校的控制,1932年初以"普及排日思想"与"妨害治安"等名义,扣押华侨学校从中国运来的一批教科书.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要求日本殖民当局归还,双方进行外交交涉,以日本拒绝归还告终.这次教科书事件的根源是中日双方对教科书内容的认知不同,且与时局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伪满洲国时期的协和剧

伪满洲国时期的协和剧,是在异态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独异的戏剧样式。它生存于日伪文化高压与怀柔政策的夹缝中,是伪满统治者渗透殖民意识的文化工具。在协和剧附逆政局与时局的话语表层背后,潜藏着的是滞留在伪满异质环境下的剧作家复杂的精神状态。     

日伪统治广州时期的烟毒业

日伪统治广州时期，由于烟毒业存在着暴利，且有利于日伪的殖民统治，故日伪当局采取纵容和保护的策略，致使烟毒横流。烟毒严重摧残着国人的身心健康，该行业的“繁荣”，印证了日伪统治广州的殖民本质。     

从“同化政策”看日本殖民统治及殖民扩张主义的特征和本质──对日本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的历史考察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长达50年的时间中,日本在台湾推行了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是日本殖民主义者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同时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日本的殖民扩张主义具有一种伪善性和欺骗性,同时也使日本殖民主义者为文化"求同"、政治"存异"而经常面临难以克服的矛盾。     

抗战沦陷时期的汉口银行业述略（1938～1945）——兼谈日伪控制下的汉口金融殖民化问题

抗战沦陷时期（1938～1945）日伪控制下的汉口银行业可以分为沦陷初期、日伪的渗透和控制、日伪金融殖民化三个阶段。种种特征显示，沦陷时期的汉口银行已经有了全面殖民化的倾向，中储券的发行是日伪沦陷区殖民占领银行金融体系殖民化的标志，是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这一殖民化进程。     

多种语言形态下的台湾日据时期通俗小说创作

日据时期台湾通俗小说的创作语言表现为汉语文言、中文白话和日语等不同的语言形态。这些通俗小说侧重于婚姻、爱情、家庭、伦理等社会问题层面现象的揭示与描绘,较少正面附和或反抗殖民当局的时局政策。其中,文言通俗小说传承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营养两者兼具,日语通俗小说侧重规避政治时局的言情,中文白话通俗小说有着持守汉语与无奈媚日的矛盾性,它们大都具有在日本殖民当局语言暴政压迫下隐性抗争的特点和炎黄文化的本质。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朝鲜族的统治政策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稳固殖民统治,对朝鲜族人民采取了语言"国语"(日本语)化、"创氏改名"、"内鲜结婚"的民族同化政策;"尽忠天皇,崇敬皇室,信仰神道"的奴化教育政策;提高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的拉拢利用政策。但广大的朝鲜族人民并没有被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阴谋所欺骗和收买,反而更加坚定地同汉、满、蒙等民族团结在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民族同化和分裂政策。     

巧借他山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

平安文学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平安朝,“日本的汉文学”“几乎被白居易的诗文涂成一色”,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在中国文学刚开始传入日本以后,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追逐新倾向,只顾模仿拟作而致。”[1]平安朝的文人在选取白诗时,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选取角度的。由于能够和日本人物哀忧郁的民族心性相契合,因此白居易的那些感伤诗成为平安文人模仿的主要对象。然而这种摹仿和承袭与白诗的主旨在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也有巨大的本质不同。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万叶集》的民族特色

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是伴随着中日两国长期的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在创作方法上，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同时，万叶歌人又从民族文学发展的需要出发，大胆地消化和改造了汉文化，使歌集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用和歌形式，反映古代日本的社会生活，抒发日本人民的民族感情，充满着浓厚的日本情调。《万叶集》为日本文学跻身于世界文学强国之林奠定了基础。     

伪满洲国殖民教育特点及历史反思

近年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宣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教育统治促进了“东北教育现代化”,这种“侵略有功论”抹煞了历史的真实,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实施的文化教育是一种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目的在于建立以日本文化为本位的殖民地文化,培养忠于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和为其掠夺资源的劳动力,使中国永远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它摧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造成了中国一段时期内文化教育的落后。反思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深刻的思考。     

刘永福与乙未台湾抗日保岛运动述评

1895年5月下旬,在甲午战争中完全失败的清政府被迫依照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开始履行将宝岛台湾主权移交给日本侵略者的手续。在日军即将登陆,台岛面临沦陷,台湾人民将失去祖国护佑的生死存亡时刻,以抗法民族英雄刘永福为代表的一部分驻守在台湾的清朝地方官员和清军将领拒绝内渡大陆,率领台湾人民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日保岛运动,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强敌面前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英勇无畏的伟大民族精神,重挫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大大阻滞和延缓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化进程,为祖国最终在1945年收回台湾主权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     

试论民族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

文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和结果 ,企业管理也是一种文化。本文通过美国、日本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间关系的分析 ,探讨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民族性内涵     

后殖民乡愁:当代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

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在"解严"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作为一个殖民帝国主义的负面形象,悄然变身为"殖民地怀旧"与"大众文化迷恋"的对象。"殖民世代"的"恋日情结"与"战后世代"的"文化哈日"在电影中混杂汇聚,共同形成了一个融铸"后殖民乡愁"和"国族身份狂想"于一体的影像奇观。重构"日本想象"是台湾社会进行主体历史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其不过证明了当下台湾社会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想象,依然笼罩在殖民主义的无意识梦魇中,"去殖民"仍然是一个有待在未来完成的项目。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华学生预备教育的殖民化转向

近代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二战结束前中国留日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该校初为松本龟次郎私人所立,但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日益膨胀,日本当局通过经费投入、人事调整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将该校操控于手中,并通过专业设置和校外活动等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殖民教育,企图将其培养成“大东亚建设”的协助者,致使该校逐步沦为日本培植“以华制华”亲日分子的重要基地。深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发生殖民化转向的实情,可明晰近代日本民间教育机构被纳入政府事业运行轨道的历史宿命之所以然,亦能得出留学教育要遵循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旨、对外教育交流需警惕国际非正常因素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