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犹太文化的基本特征

开封犹太文化的基本特征付文忠（山西雁北师院）古老的犹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犹太文化，对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一世纪犹太民族的国家被罗马帝国灭亡后，幸存的犹太人逃离了家园，散居在世界各地，同时把他们的犹太文化也带到了世界各地。在漫长的历史磨难...     

也谈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与晏智杰先生商榷

晏智杰教授在《学术月刊》(199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价格决定与劳动价值论》,对传统的价值与价格关系理论提出质疑。我们对文中的有些观点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加以讨论。     

也谈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与林锋先生商榷

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并非是探索人类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若是那样,不仅会造成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的误读,而且会降低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重要意义的认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应是探究东方社会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和未来发展道路问题。     

也谈所有制与剥削现象——与韩东屏先生商榷

韩东屏先生的《论对公有制的价值判断》一文,以形象的比喻和通俗的语言,批评了“唯公有制为好”和固守公有制的传统形式的僵化观念,指出“我们之所以说公有制好”,“是我们认为公有制能最快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迅速增殖社会财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     

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近来,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细绎相关史料之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也谈万春圩的兴建——试与邓广铭先生商榷

邓广铭先生在复刊号《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简称《小考》),读了深受教育,深有启发。邓先生治学严谨,对于学术领域的实事求是精神,大为钦佩,特别是一扫“四人帮”的肆意篡改历史,大搞影射史学的恶习,使人耳目一新。万春圩在今芜湖县万春公社境内,是劳动人民很早开发的一个大面积江南圩区。十世纪前一度为土豪秦氏侵吞,改名为秦家圩,以示其私有。南唐时置官管辖,田租直接上交皇室,供后宫挥霍。北宋时下属芜湖县,田租归宋政府的大农(相当于农业部)。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江南大水,主管万春圩务的一个姓欧阳的官吏护圩不谨,圩堤被冲毁,其后的八十年间,虽然几度想修复,但都未成。直到嘉祜六年(1061)才得到修复。沈括撰写的《万春圩图记》(以下简称《图记》),对于北宋前万春圩的历史,对于嘉祜六年修复万春圩的缘由、始末、经过,作了比较详细地记载。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万春圩历史的主要依据。邓先生对于万春圩的历史,特别是对沈括的《图记》一文作了很好的考订,然而我以为邓先生的《小考》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也谈我国上古时期的小麦——兼与李永先先生商榷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最新考古发现,山东地区是我国小麦早期种植和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区域。有学者据此提出山东地区的萊人首先培育了小麦。本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进行梳理,结合生物学研究成果,认为目前的资料尚不能解决中国小麦是否独立起源的问题,更不能因为近年来山东较为集中地出土了年代较早的小麦遗存,就简单地将这些发现与历史文献挂钩,认为山东地区是小麦的起源地,甚至将小麦的培育驯化简单归功于某个族群。我国小麦的起源与传播问题仍有待于开展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也谈哲学史工作中古为今用的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在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哲学史工作中如何做到古为今用的问题。有些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古人现代化,他们的主观愿望,大概是想以此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的。但是,正如有些同志所已指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相反地只能对今天的现实起危害作用。可是在批评这种作法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一种看法,我们认为会把哲学史工作引向另一个方向,对哲学史工作也会有很不利的影响,因此觉得也有必要来发表一点意见。     

也谈南朝文人的早熟与文风走向——与李炳海先生商榷

词赋取士和玄学思潮泛滥 ,是南朝文人早熟的催化剂和酵母 ,这个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南朝文人早熟 ,从外因来看 ,一是与统治者重视文学、以文显名分不开 ;二是门阀士族制度为某些文人的早熟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 ;三是早期教育是文人早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内因来看 ,文人的早熟还离不开个人的主观努力。南朝文坛标新立异的风气 ,注重藻饰的倾向 ,与作者队伍的年轻化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学本身等因素的决定和制约     

也谈死刑的德性--与邱兴隆先生商榷

对死刑德性的深入认识于司法改革无疑是有益的。文章认为 ,从传统报应主义的抽象分析和刑罚预防的工具理性视角来考察死刑的德性 ,不能得出死刑在道德上不正当的结论。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论域中讨论死刑在道德上是否正当 ,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研究死刑的价值取向 ,才有可能贴近死刑的真正德性。     

也谈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台湾旅美学者刘子健先生商榷

近读台湾《大陆杂志》第七十一卷第二期上刊出的刘子健先生的文章《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刘先生的文章乃是为黄宽重博士《南宋史研究集》一书所作的《序》。黄博士的著作惜未见之,现仅就刘先生的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南宋一代,给人的印象,正如刘先生在文章开头所说,是失地乞和,君主庸弱,官僚腐败,终于亡国。这与建立了赫赫武功的汉唐盛世固不能相比,即使比之北宋,也是暗淡得多。总之,南宋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     

也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与赵春晨先生商榷

1900年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和扩大在华侵略权益而引起的.文章针对这场战争起因"非单一性",即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亦是这场战争的起因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文章认为,不管清政府当时的内外政策如何反动,都构不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起因;清政府错误的内外政策,是导致这场战争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     

也谈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存在的原因——与孙恒志同志商榷

孙恒志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关系产生原因的探索》一文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属于社会所有,劳动力属于生产者个人所有,社会主义商品关系,是由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产生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与个人占有劳动力的矛盾,不仅在社会与生产者个人之间,而且在各个社会主义企业之间,都会导致一种特殊的商品关系。”从劳动力的归属来探讨社会主义商品产生或存在的根据,读后有所启发。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也谈能动性——与李鼎文同志商榷

<正> 关于能动性问题的讨论,已历时四、五年了。李鼎文同志的《关于能动性的历史考察》(载《文史哲》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在突破“万物皆有能动性”的思想方面,给人许多启发。但文中也有几个问题笔者不敢苟同,现陈述如下,并以此就教于李鼎文同志和学术界。     

也谈粤东方言的形成及其有关问题——兼与黄苏先生商榷

<正> 《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发表了香港黄甦先生《粤东方言的形成及其有关问题的探测》一文(以下简称“黄文”),认为:“粤东方言比以厦门话为代表的晋江地区的方言(或者仍称为闽南方言)更早形成,流布的更广(包括大半个龙溪地区在内),使用的人口更多,只有它影响后者的形成,决不会是后者影响它的形成.只有后者是粤东话的次方言,决没有颠倒过来的道理.”这种看法很是新鲜,但无论如何,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因而不揣浅陋,一陈管见,就教于黄甦先生及其他读者.一、广东闽语的先民是由闽入潮的黄文以大量篇幅,引用不少历史事实来证明从秦代开始便有中原人南戍五岭,与越杂处,并认为这是“粤东方言所以形成的客观条件”.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明清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流变与犹太社团之兴衰

知识分子是散居开封的犹太社团的文化领袖。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内部结构在明清时期发生变化,在宗教文士之外,涌现了儒生群体,文士维持民族宗教的持续内生,儒生则结交主体社会,为社团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社团人口规模的萎缩,从明中期起,文士数量和宗教素养愈益下降,宗教活力式微,循科举致仕的儒生群体规模和层次却不断提升,社团事务主导者逐渐由宗教文士转到儒生官员。传承宗教和沟通主体社会成为社团文化传承的两难抉择,文士为传承宗教排斥致力科举而荒废宗教学习的行为,却又不得不尊崇为官的儒生。这种文化传承模式造成了文士与儒生群体的隔膜。随着文士和儒生群体规模和文化修养的衰落,社团文化传承陷于困顿。     

也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与胡维革、程舒伟先生商榷

本文赞同夏东元提出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观点,即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这条主线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来划分110年中国近代史,对不同意上述观点的观点进行了驳议,认为近代中国确实始终贯穿着一条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的主线,民主政治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具有普遍意义,中国近代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确实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     

也说陈垣的校勘方法——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白兆麟先生的《陈垣的校勘方法》(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l期)一文,高度评价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实非过誉.然而,文章在对陈垣先生“校勘四法”颇多发明的同时,却也严重误解陈垣先生的观点,有穿凿附以己说之嫌,特提出与白兆麟先生商榷.我国校勘事业源远流长,名家辈出,然而     

也谈"抄袭的一代"--兼与倪乐雄先生商榷

华东理工大学倪乐雄教授最近就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教授抄袭事件发表了很好的评论。倪教授的评论文章最初发布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５日的学术批评网，题为《“抄袭的一代”？》。后据说因该文将在某报刊出，网上发布不到一天又应作者要求暂时删除了。１月７日，中华读书网在“每周学术”专栏中刊出了此文，标题略有变动———《我们这一代学者是“抄袭”的一代？》（系转发自学术批评网）。两天后，１月９日傍晚，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周刊”也在“第一时间”醒目地登出，文章标题改为《我们是“抄袭的一代”？》。笔者对倪教授的不少评论…     

也谈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僚——对王振忠先生一篇论述的商榷

在《盐法策》史料和“交结联宗”史料中,并无关于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吏勾结以及贿赂等事实依据。王振忠先生是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手法,将勾结、贿赂等耸人听闻的炒作言辞加在盐商身上,并又夸大其词,称盐商夹带盐斤是“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