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孙奭与《孟子》正义关系考订

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孙奭,奉诏校勘<孟子>一书,并为之正义.与以往的章句之学不同,孙奭正义<孟子>,疏于名物制度解说,注重经学大义.朱熹等认为,该正义不似疏,没有解出名物制度,只是围绕赵岐之说,语气敷衍,如乡塾讲章;<宋史·邢昺传>和<涑水记闻>所记邢昺与孙奭等校勘的书籍中没有关于孙奭做正义的记载;正义所引用的一些典故,所注的出处有误.并以此为由,断定<孟子>一书中的正义非孙奭作.笔者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孙奭确曾正义<孟子>.     

焦循《孟子正义》的诠释风格

焦循作为综合吴、皖而起的扬州学派的代表,其《孟子正义》把朱熹、戴震“经世致用”的诠释理念提升到“自觉”的理论高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一并实现了实证与创新并重、理论与经世并重的学术路线,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穷经、明道、救世观,在诠释理论和诠释实践中得到双重落实,也由此而使之以既不乏创新与发挥,更注重实证与贯通的兼容并蓄、博大会通的学术特色,成为超越一般补苴拾掇的纯粹考据的典范之作。     

论焦循《孟子正义》的注释方法和精神特色

清儒焦循的《孟子正义》不仅对经典和古注都作出了合理详明的考证和解释,而且蕴涵着焦循本人的价值判断和富有想象力的理解。从诠释学角度说,焦循不仅“设身处地”地重构了作者的思想,而且做到了“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这得益于焦疏的博采精收、善于折衷,更反映了扬州学派博通善于发明的学风。本文重点探讨焦疏的注释方法及内在精神特色,并藉以发掘中国传统经典注疏体式的深沉意义和方法论上的贡献。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孟子正义论新解

孟子正义论的基本观念架构是:仁→利→知→义→智→礼→乐.仁是作为所有一切之大本大源的仁爱情感;利是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致的利欲及其冲突;知是作为正义直觉或正义感的良知,它渊源于仁爱中的一体之仁;义是正义直觉的伦理原则化、即正义原则,它是一体之仁在特定生活方式下、在差等序列上的推扩作用的结果;智是按正义原则来进行制度规范建构的理智活动;礼是通过"别异"而建构的制度规范;乐是通过"和同"而营造的社会和谐.     

《孟子》文本中的女性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中,尊男卑女似乎是主流社会强烈主张的一个基本遗传因子.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积极作为恰恰反映出在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底层民众中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对抗的涌动暗流,以战国中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为最.在孟子思想的主要裁体<孟子>文本中,孟子"重"妇、"厚"母、"别"妻、"亲"女、"先"寡的女性伦理思想是其最集中的体现.     

柏拉图与孟子“正义观”之比较

文章在厘清柏拉图与孟子正义观内涵基础上,分析了两位思想巨擘之正义观在人性论、维护手段、衡量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及在研究出发点、角度、目的、实现路径等方面的共性。     

《孟子》治国平天下与中庸思想

《孟子》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庸思想,其主要表现在治国平天下的经济措施、政刑措施和社会伦理中。经济措施以中庸之道的适度、权和时中为原则制民之产、使用民力、征收赋税和对自然界物品的获取,主张"以佚道使民";政刑措施以无过无不及的中正之道为纲,要求树立为全民谋利、注重大节的整体观,否定只顾个体利益的偏激行为,主张"以生道杀民";社会伦理要求个人行为中正、以身作则,强调权、时中等对中庸之道的灵活运用。     

论《孟子》引《诗》

<孟子>是"四书"中引用<诗经>篇幅、次数最多的儒家典籍.大量的引用体现了孟子思想对<诗经>的承袭与推衍.文章立足于"四书"与"经"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详细讨论"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圣学的价值.     

程颐《孟子》学探析

程颐深刻、系统地阐发孟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揭示孟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为《孟子》升格为经提供了学理依据,使之成为理学不可或缺的根基。他学习先秦儒家宗师的经验,摈弃沉溺章句训诂的旧习,以独抒心得的"讲习"方式贯彻"明道"优先的原则,开创了以义理说经的新学风。他提出先读《论语》、《孟子》的治经次序,为突出《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大儒学基本理论的传播,开启了一条简捷有效的新路。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孟子》杜百胜译本研究

在现有的54种《孟子》英译本中,杜百胜译本是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杜百胜译本在凸显思想主题的编排方式上、在修辞和雄辩的文风传达上以及核心术语的处理上都有独到之处.在国内外的评论中,要克服一种职业批评的垄断倾向,更要防范“变译”的误读.     

北宋《西铭》诠释模式述论

围绕《西铭》的诠释,北宋儒者至少形成了四种典型模式:以吕大临为代表的"人道具则天道具"的诠释模式、以程颢为代表的"仁孝之理"的诠释模式、以程颐为代表的"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和以张九成为代表的"心性即天地"的诠释模式。反诸这些诠释者的理论体系可知,吕大临之诠释模式的建构与其理论重心转向人道之修养工夫有关,二程之诠释模式的差异根源于二人之宇宙论的不同,张九成之诠释模式的提出则关联于其对心体的挺立。然而,他们用一个统领性命题去统摄《西铭》多维度的义理意涵,也存在逻辑上不周延的缺点。     

英译《孟子》的三种误区分析

典籍外译本担当着传承、宣扬中国民族文化,为西方汉学界提供研究资料的重任。译者必须重视典籍外译本的质量,如实、准确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通过比较当前流行的几个《孟子》英译本,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孟子》时存在三大误区:利用西方概念和经典教义简单"反向格义"孟子思想的误区;忽视语义的不确定性,机械翻译的误区;不重视训诂,错解原文的误区。上述三个误区各有其显著的表现和危害,制约了典籍外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度。     

试论《管子》与孟子德治思想之异同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德治深化为"政在得民"的"王道"与"仁政",形成了其独特的德治思想体系。《管子》是法家的重要典籍,其中也具有丰富的德治内容。孟子与《管子》的德治思想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治国安邦的具体方略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清代《孟子》哲学诠释论

清代许多学者关注<孟子>的哲学蕴藏,他们诠释的重点是理气论、人性论、理欲观.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等特点.但在对善的诠释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荀子对《孟子》的袭用与批判

从《荀子》书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孟子》的思想、主张、观点、比喻乃至用语都有许多明显的继承、接受甚至抄袭,尽管荀子并未说明这些内容是源于《孟子》,但不难看出孟子思想和文章对荀子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荀子在其书中又对孟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和抨击,甚至称其有“罪”。荀子对孟子和思孟一派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资源;而批判的目的,则可能是为了挽救在战国末年学术思潮中趋于颓势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