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宝的“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说

法宝是活跃于唐代初期佛教界的重要思想家,他与慧沼之间围绕“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的争论在中国乃至日本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影响深远。法宝以“真如种子”概念重新诠释《瑜伽师地论》的“真如所缘缘种子”概念,并从“熏习说”的立场对“法尔本有种子”做了改造,力图从“本性”和“客性”两个方面把握佛性。法宝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五性的差别不是“本性”所具而是后天“熏习”的结果,强调佛教修行的重要意义。法宝的佛性说是印度佛教佛性说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文化整合与文化交融——儒佛人生观之比较

中土接纳佛教的过程是一种文化选择的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印度佛教已经成熟。在佛法东传中,中土主要接受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大乘精神一直规约着中国佛教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并与中土儒门士风相互映衬。所谓儒门士风,指儒家学派自先秦始创,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所表现     

论《坛经》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

本文论述了《坛经》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自性自度的解脱观,无 念为宗的思维观。并从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与中国文化艺术的相互关 系,对现代社会和人生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坛经》的文化意蕴。     

从太虚佛教改革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之制度建构

从历史的角度言之,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方才较大规模地传入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面对中土以儒家为本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只能采取渐近的逐步渗透的方式传播。这就导致在事实层面,首先引起中土士人兴趣的并非佛教的制度,而是其思想,而且由于中印文化的固有差别,印度佛教的制度并非完全适合中土。由于前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由于后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然而,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当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佛教的改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之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太虚等人发起的救亡图存之佛教复兴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真如缘起”之我见

在《大乘起信论》中 ,“真如”是人们本已具备的能够体证诸法“实相”的大智慧 ;“真如”缘起的“无明” ,是人们执“性空之诸法为真实”的原因。“真如缘起” ,是对佛教原有的“性空假有”等理论的进一步解说 ,是对人们“执性空之诸法为真实”的原因的阐释。“真如缘起”理论 ,融传统佛教心性理论与中国传统“性静情动”之思维方式于一体 ,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唐宋“虚实”观的发展与文学创作关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经魏晋六朝实现由哲学向文学的重大转化和初步发展后,其内涵在唐宋时期又得到了全新的推进和提升,具体表现为文本风格和欣赏接受两方面。这不单是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与大量批评家的总结分不开,更与当时的文学创作关系密不可分。唐宋的文学活动为“虚实”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土壤,本文从佛教思想影响下的唐宋创作风貌、诗人与创作、批评家与理论主张等方面,以王维“空灵”诗风为个案,剖析了“虚实”在唐宋的发展概况及与当时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从中见出中国古典艺术“尚虚贵无”传统的形成。     

佛教“唯识无境”论对美学意境的影响

本文从佛教的“阿赖耶识缘起”论的特质入手，论述了佛教的“唯识无境”论对美学意境的影响。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科学地认识“五四”的时刻到来了

有人认为,“五四”本是启蒙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双重变奏”,结果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断。此说然否?且听王元化论分详。     

论王国维“境界说”对传统“境界说”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维是“境界说”的集大成者,他所建构的以“境界”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植根于我国传统“境界说”,吸收“兴趣说”、“神韵说”、“情景说”之思想精华.同时,王国维的“境界说”较之传统“境界说”又有所发展.它深受康德“审美超功利”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影响,尝试克服传统“境界说”没有解答“境界”产生过程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对“境界”的范畴、形态进行了论述,使“境界说”具有了现代美学的色彩.     

禅宗的“呵佛骂祖”与中观派的“空如来”

禅宗思想在中国的形成,一方面有其中国原有传统文化影响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对印度佛教思想吸收发展的因素。禅宗里出现的"呵佛骂祖"现象与印度中观派论典中的"空如来"思想有一定的可比性及关联。从理论源头上来看,般若中观的思想观念实际为"呵佛骂祖"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

论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蒋懿菊“天下为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呈现出动态态势，每一时代的思想家都为其添砖加瓦，构铸着时代的新内容。《礼运篇》中，关于“天下为公”的思想，反映的是生产力极端低下时期原始民主制的一些内容。孙中山在...     

禅宗的“呵佛骂祖”与中观派的“空如来”SSCI

禅宗思想在中国的形成,一方面有其中国原有传统文化影响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对印度佛教思想吸收发展的因素。禅宗里出现的"呵佛骂祖"现象与印度中观派论典中的"空如来"思想有一定的可比性及关联。从理论源头上来看,般若中观的思想观念实际为"呵佛骂祖"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浅谈中国古诗中的“人本”与“中和”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与“中和”精神,对古代诗歌的内容题材、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等皆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国古诗中表现出来的“人本”与“中和”精神,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一、“人本”精神对诗歌的影响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种“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中也有所反映。如儒家董仲舒指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要“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     

宗教与现代性:"批判佛教"之观念史解读

文章对“批判佛教”思潮进行了观念史解读。批判佛教的核心理念是“缘起”-“基体”的对诤,前者被解释为现代性运思方式,后者为“非现代性”思维,具体表现为“性觉”观和“如来藏”思想。“批判佛教”主旨是立足于现代性的叙事脉络对东亚传统佛教思想失语状况进行反思,并进入到日本社会领域之中,批评了“基体”说的社会取向一“日本主义”、“社会歧视”、“帝制传统”。文章最后探讨了批判佛教的中国语境。     

议边·论赦——王符的民本思想的特色

从周公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以后,民本思想就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立君为民”都是民本思想的不同论述。西汉贾谊对民本思想作过系统论述。他说:“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又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王符继承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说:“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潜夫论·班禄篇》)君不是为自已私利去奴役人民,应该为人民去消灭危害人民的东西。他认为:“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遏利篇》)王符的民本思想与前人相比并无新见,在议边、论赦中论述这种思想却颇有特色。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