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     

中日文化视野中的“道”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上一脉相承。日本的相当多的传统文化艺术大多源自中国。然而在文化观念上却显示出两国的解释学差异。中国人最注重“道”而不轻言“道”。中国文化中的“道”更为沉重，更为超越，更为终极，是一个深层次的概念。而在日本文化中，音乐、书法乃至武术进击等都常以“道”名之，蕴涵着幽闲古雅的温柔之美，但缺乏一种撼动人心的气质和精神禀赋。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刻原因在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张承志:抵抗流俗与孤守信念

张承志以知识青年的身份登上文坛后 ,一直在精神追求的层面上探寻。从他对底层人民的学习、对个人生存价值的追求到他在哲合忍耶身上找到生命的指归 ,这种精神探寻的历程无一不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人物是精神的殉道者 ,而他借以传达这种精神取向的笔触又是不断变化的。本文从精神追求和艺术技巧两个方面解读张承志     

韩愈其人

韩愈(公元765—824年),字退之,是中唐时期依附于豪族地主的无耻文人,他在儒家顽固派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北宋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东坡曾大吹特吹过韩愈,说什么“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到唐代出了个韩愈,才“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①。明代有个儒家大官僚薛也极力吹捧韩愈,他说,假如没有韩愈,谁能为我们指出儒家的“道统”呢?谁能如此明确地推尊孟子作为孔子的“嫡传”呢?这些人对韩愈的评价,从反面说明:在我国封建制社会衰落时期,没落的地主阶级越来越需要儒家思想作为救命稻草。韩愈为尊孔尊儒而大喊大叫,正反映了没落的地主阶级…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海德格尔:路──通过现象学到存在之思

真正的哲学之思永远不会指向或屈从于某种既定的目标，而总是处于不断超越给定性的开放性的路途之中。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而进到存在之思的路途正是这种思之本质的体现：它一方面表现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把握和进入，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现象学的批判与超越。而完成这一思之转变的根本点在于，海德格尔把现象学由一种追求系统性和明证性的本源科学转变为一种面向“生活世界”的“事实的解释学”，由此，他进入了《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在世的存在论分析，即存在之思。揭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之路，对于深入把握他的全部思想历程至关重要。     

庄子的“德”与“道”及其文学艺术观新论

庄子的文学艺术观源于他哲学思想的核心,并包融在其中。而他的哲学思想核心就是“德”与“道”。这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道”是万物的本源。《庄子·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辨“道”——《文心雕龙》札论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篇),这是《文心雕龙》的总纲。因此,刘勰把《原道》篇列于全书之首。但是人们对《原道》篇的“道”,却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解,并由此导致对刘勰的世界观的看法也互相对立。有些同志认为刘勰所说的“道”就是“自然之道”,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因而他的世界观基本上也是唯物主义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刘勰的“道”来源于《老子》,或认为他的“道”就是“太极”,这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三段论”是近似的,因而这种“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刘勰的世界观自然也只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论老子哲学的阐释方法

一、“道”的基本特征《老子》最为复杂的问题是对于“道”的性质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对此,自五十年代至今,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我们认为,老子作为一个卓越思想家,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对“生命潜在性”的深刻理解,因此,只有以“生命潜在性”为楔入点才能正确把握道的涵义。“道”从首从走,文字的直接象征意义是“人走的路”和“人沿着路走”,“道”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都可以说是一种宇宙存在的最高观念的抽象,但“道”与“逻各斯”的根本区别是:“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性潜在性的东西具有不断创生发展的能动性自发性,是永恒的生生不息、“周行不殆”;而“逻各斯”本质上是对宇宙发展的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的反映,具有超     

真、善、美: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本源及其在服饰上的体现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形态,也是人类对宇宙不断探索和创造性地加以认识的结果。它们都是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科学探索以追求“真”为动力,以造福人类即“善”为本源,而“美”视觉化地反映了真和善的这种当前状态;艺术是对生活本质规律的形象化揭示,是对“真”的表现和再现,是对“美”的追求的结果。艺术形象的启迪、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作用,在驱动欣赏者积极、向上、至善。因此,真、善、美分别是科学与艺术的艺同精神、终极目标和理想标准。三者在服饰上得到生动体现。     

女性写作中的爱情观

当代文坛上 ,女作家们在作品中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对爱情实现可能性的追求 ,默默品尝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和因此而带来的孤独感 ,她们对这种理智姿态不无自豪亦不无自赏 ;属“灵”的精神之恋是他们爱情的辉煌内容 ,而颇带崇高色彩的奉献精神又为“精神之恋”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     

苏轼精通医药

说起苏东坡,人们都称道他是文学艺术上的全才,其实他还精通医药,这从他的文章、信札和别人的笔记以及《苏沈良方》一书中,可以找到不少材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子部五·医学类》:“二人(苏轼、沈括)皆不医名,而皆能通医理。”但在“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辈对医药一行是不屑为之的。苏轼精医术除个人爱好外,主要原因是他在仕途上一再受贬谪,接近下层人士,同情人民疾苦,因而留意于“卧者使之起”、“鬼门转其足”的“歧黄”之术,诚如明刻本《苏沈内翰良方》序所称,这是“坡老之隐抱”。据记载,苏轼于宋哲宗元祐五年来杭州任知州,是年杭州瘟疫流传,他献出早年得之于四川隐     

略论林逋的思想与艺术

林逋谋官从政之举屡遭失败,谋隐揖退之道却大获成功,所以没有“谋官谋隐两无成”的痛苦;而作为诗人,他却抬起头来。他的诗虽多半描写山水景物,与社会生活有一定距离,但坚持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与“西昆体”对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斥候和先导,透露出宋代诗歌革新的消息,这是难能可贵的。     

诗力都从定慧生——论马一浮的诗

在 2 0世纪中国现代学人之中 ,马一浮先生其学其诗是融通得最好的。如果说 ,其哲学表征是在破除了儒道释乃至理学、六艺之学的门户之见基础上所产生的“道通为一” ,那么也可以说 ,它的诗学表征即为一种超越了“思”与“诗”、“物”与“我”、“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之后而呈现出的“理事无碍 ,正音正义”之审美精神。从诗学源流上讲 ,马氏之诗在“理趣”和“意境”上远接于宋代的理学家诗人邵雍 ,但由于其学也深、其感也广以及“其情也深” ,而这三方面则无疑是马氏其学、其诗可以超越前贤的根本原因。由于从现代学术进程中获得了更加深厚的精神定力 ,因而使马氏之诗真正具有了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通儒之境界     

理解性阅读--中国哲学的解释方法

莫卡德的“反方法论的”方法诉诸“人格”。他对不进行解释的阅读方法的强调加强了汉学天生具有的错误倾向。对他来讲,解释的方法并不是用以证明什么是正确的,而是让人向一种典范性的人格转变,这种人格有一种特别的权威,可以宣布什么是正确的。而正确的解释来自不同文化的文本的方法,应该是探寻其特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的规范,由于这些规范我们才能在解释中尽量少犯错误。     

中国传统词法研究的虚字阐释形态

如果说西方古典语言学在脱胎于经典阐释和哲学思辨后不久就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那么中国古典语言学则将由经典阐释母体带来的阐释形态一直保持了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每一个领域,都要从它的阐释形态中探寻其发展轨迹。这种阐释形态古人称之为“训估”。据唐人的解释:“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①中国古代对语义、语形、语用的研究,都离不开这种“解释之义”。从语法学的发展来说,其体系正是在“训诂”中成其规模的,因…     

苏轼的散文理论──兼谈其散文风格

苏轼的散文理论,虽未有专著,多散见于书、序跋、杂论之中,但综合观之,还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在继承前人文论遗产的基础上,往往不囿于传统之见,能从文学本体的特征、规律出发,比较客观地进行探讨而有所发展和创新,自成一家之言。一 对于文学中“道”的概念及其与“文”的关系,一直是唐、宋时期的一些古文家所讨论的重点。不管是韩愈的“文以载道”或柳宗元的“文以明道”之“道”,也不论是以穆修、石介等所推尊的“道”和欧阳修所倡导的“文以充道”之“道”,基本内容、实质,不外乎“孔孟之道”,即儒家的理论核心。王安石虽曾提出了“有补于世…     

《庄子》哲学的美学意蕴

具有形而上本体性的“道”,在《庄子》的文本中不仅是思辨性的哲学理念,也是在有限的意象中包蕴无限内涵的审美形象。《庄子》将抽象的理念内附于感性的形象之中,使“有无”、“虚实”的抽象对立转化为“有无”、“虚实”的形象统一,从而跨越了哲学与文学之阀的界限,使对“道”的把握从理性的认知走向了感性的体验,使哲学的概念化生为美学的境界。将这种理念落实到人生的实践,鄹刨构了“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境界。     

面孔

潘基文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潘基文在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后的就职宣誓中,援引了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这句话。他说,要运用这种不朽的智慧,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