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透视虚无主义倾向

鲁迅杂文对一般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情景有着广泛的透视、解构;对自觉不自觉地沉湎于虚无的精神倾向也进行了透视,这一透视集中在三个方面:人处在混沌、蒙昧或困惑莫名之中,精神上无所归依;"庄严"、"繁茂"的价值表象背后的本质性"空洞--虚无";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无真正作为、无是非之辨的虚无主义倾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保持张力与平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的学理目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需要对其进行充分的描述、阐释和建构.运用"问-答"模式解此疑难往往遮蔽或平面化了其实质性哲学意义,抽离了哲学的本体而解构了对意义的追问.借助元哲学理论方法,分析问题本身的元表达和元陈述的语言条件及其内在构成,通过这一过程使"意义"被积极地描述出来,即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进行具体梳理、阐释及超越,把它作为合理的"研究方法",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合理的创新范式,自觉克服非中国的、非哲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倾向,并在二者之间保持积极的张力和结构的平衡,激活与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造性和生长空间.     

鲁迅研究断想

在当前的鲁迅研究中,应当注意防止文化实用主义或片面化的倾向,我们不仅应当反对对鲁迅的神化,更应当反对对鲁迅的世俗化和妖魔化.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

传媒时代图像文化的泛滥不仅使文学边缘化,同时也将文学传媒化和图像化;我们的文学受众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正在放弃面对白纸黑字的"阅读"而转为通过图像"观看"文学.对于文学所遭遇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的文学理论不应该一味的诅咒和责难.而应该从学理上探讨个中原委,特别应该就其不同的媒介形式及其互文关系进行美学研究,从而有可能将亚里斯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向前推进.     

文学理论研究的"西马化"倾向

一 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明显出现一股"西方马克思主义化"倾向.这一倾向,不仅在相当的程度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区别,而且大有以"西马"文论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以"西马化"取代"中国化"的趋势.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试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正> 近几年来,国内外有些人打着反“神化”的旗号,极力贬低鲁迅;或者祭起了“纯艺术”的法宝来否定鲁迅。不幸的是《青海湖》八五年八期上发表的邢孔荣同志《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以下简称邢文)集中地反映了这两种殊途同归的倾向。     

走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认识误区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然而在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些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亟待我们去克服:重宣传轻研究的倾向;"学"而不"习",学习的运动化倾向;关门学习,"内功"有余而"外力"不足的倾向;"就事论事"、缺乏整体观的倾向;画地为牢,僵化保守的倾向。     

"心灵"是如何被解构的?——谈实用主义对"心灵"的改造

笛卡尔式的"心灵"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它不仅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第一原则",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一系列二元区分的基础.笛卡儿式的心灵概念继承了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德国哲学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被杜威祛魅;而与之相关又很不相同的以感觉为本质的英国式心灵则被塞拉斯、维特根斯坦所摧毁.祛魅后的"心灵"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被看作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意义系统,失去它"第一原则"的地位;要么被当作一种多余的累赘,从哲学中剔除出去.     

鲁迅创作中"兴感怡悦"的悲剧情结

鲁迅谓之的"兴感怡悦"在其创作中已经渗透了浓厚的悲剧情结,在创作风格上主要表现出作品中人物形象平庸丑陋、景物描写沉闷凄凉、作品语言尖刻冷漠等,甚至文章的结构也是重视内容而淡化形式。从中我们也看到了鲁迅写实主义和"为人生的艺术"审美倾向,鲁迅的悲剧情结为其冲破黑暗增添了巨大的力量,同时也激励起千千万万企望光明美好的人们。     

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倾向

东方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为获奖而拍摄"为翻译而写作"的他者化创作倾向,其肇因是西方对东方的误读,而东方有些艺术家也在迎合这种误读.这种他者化创作会导致许多问题,东方文艺创作者应该负责任地创作.     

"去知识分子化"及其言说危机——谈阿袁的小说叙事

阿袁小说以校园为背景,以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本质上具有知识分子的"去特征化"、"祛魅"及知识分子"流浪"等精神特征;其言说方式的"简单的重复"与风格化,既具有强化与周全的言说价值,也显示出了单调与深度的缺失,限制了作者与作品更大格局的提升,更遮蔽了对生命整体的巨大空缺的灵魂拷问.     

韩诗"以丑为美"新论

美与丑都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韩愈诗歌创作中"以丑为美"的倾向最早由清代的刘熙载提出,后来舒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韩诗形式上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内容上的"以丑为美"倾向,然其内容之丑是如何转化为美的问题尚有待探索.笔者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此论题进行新的审视,期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比较视域下中西方英雄观的差异

中西方英雄观由于理念的差异有着很大不同,中国式英雄观注重完美倾向、英雄的道德质量、英雄的悲剧情结,在塑造上有官方化、拔高和神化的倾向以及去个性化特征;而西方式英雄观则具备人性化、平民化特征,注重生命权,英雄的独立性和个性化色彩浓厚,民间化、精神化倾向明显。     

论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

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主要体现在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两个方面。就话语体式而言,鲁迅旧体诗中常见的戏仿、反语等修辞策略具有与杂文话语体式相似的"双声"特征和相似的运作机制;就结构方式而言,鲁迅的许多旧体诗与辩驳论说体杂文具有同构性。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其后期诗歌创作中,这个时期也是鲁迅杂文创作的高峰期,杂文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强势进入诗歌话语空间是鲁迅旧体诗杂文化倾向生成的直接原因。     

鲁迅对严复译著《天演论》之扬弃

进化论是鲁迅思想的一条主纲,但中国学界对鲁迅如何接纳严复译著《天演论》缺少纵向开掘,也因此受到华裔日本学者非议.总的来看,鲁迅对严复译著《天演论》采取了哲学的"扬弃"立场,取其精要,去其偏执.具体来说,即遵从科学意义上的万物进化论,赞同对弱小民族宣扬"天行"说,但又以赫胥黎的"人治"说反击遵循斯宾塞"丛林法则"的"兽性爱国"说.同时鲁迅把进化论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思考,愿意牺牲自我,促使希望在进化中诞生,而深潜于其体内的"鬼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对"黄金世界"的疑虑反映了鲁迅的退化观念.与严复倾向于斯宾塞强调"舍己为群"不同,鲁迅更倾向于约翰·密尔,倡导"首在立人",人立而"人国"立.然而,进化论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困境让鲁迅最后认识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取代严复译著《天演论》.     

存在的"悲剧性"与悲剧性"存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一

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目前学界已有初步共识.而(准)悲剧风格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之一.虽然中国文学历来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悲剧意识资源,但经典存在主义的悲剧意识经由王国维到鲁迅传递到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中,体现出一种既具西方因质又兼容东方底色的悲剧品格.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品性呈现出三种表现方式:其一是"过客"式悲剧风格类型,它崇尚由尼采的酒神冲动所导致的毁灭意识和创造精神,因而最逼近经典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格调;其二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与理性的现实存在之间冲突所引起的生存之悲,它更倾向于对悲剧精神所承担的艺术拯救,也更富于审美蕴藉和艺术冲淡意味;其三是对庸常性生存和经验化存在的一种悲切之思,其沉沦化存在本相的书写与东方式命定观的相互制衡形成了悲剧性的张力结构.     

转型期中国社会"泛功利化"倾向透视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在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出现了把功利判断推向极至,用功利去泛化整个社会物质领域和人文精神领域的"泛功利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是用功利来衡量一切现象,其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一系列明显的表现."泛功利化"倾向的蔓延,引起社会道德的明显滑坡和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社会道德危机和公正危机以及社会行为的粗鄙化和非理性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强大冲击.必须以"以德治国"精神为指导,对"泛功利化"倾向进行认真分析,建立合理的功利评判机制,找出调适和消解这一倾向的良方,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创造良好的人文氛围.     

"以理杀人"新解

程朱理学既是一种学术思想,又是正统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戴震指责程朱理学信奉者"以理杀人",从学术思想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揭示了程朱理学理欲观的弊端,指出了其"本质"压倒"存在"的禁欲主义倾向;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削弱了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     

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