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挖掘”义动词的历时演变

在汉语词汇史上,＂掘＂、＂凿＂、＂穿＂、＂抇＂、＂搰＂、＂挑＂、＂撅＂、＂挖＂均表达过＂挖掘＂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消长变化特点。先秦＂掘＂字鼎盛,＂凿＂、＂穿＂、＂抇＂初兴;两汉至唐宋＂掘＂、＂凿＂、＂穿＂并驾齐驱,元末明初＂穿＂、＂凿＂淡出此义,＂掘＂字独占鳌头。明清之际,＂挖＂字兴起,并迅速一统天下,成为表＂挖掘＂义的专用动词。     

金文的“萬”

金文的＂萬＂分为主要用作族名或所祭人的名号的＂萬＂和用作纪数的＂萬＂两类。前者较特殊,主要出现在殷商时期。后者字形分为单个的＂萬＂、＂萬＂与＂（辵）＂构成、＂萬＂与＂彳＂构成、＂萬＂与＂止＂构成、＂萬＂与＂言＂构成、＂萬＂与＂土＂构成、＂萬＂与＂（〓）＂构成七种。＂萬＂字的几种异构形体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是并存的,战国早期利下第一和第四种,到战国中后期只剩下由单个的＂萬＂字构成的这一种形体,即小篆＂萬＂的前身。金文中用为纪数的＂萬＂字均为＂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     

论解构主义视角下的小说结尾结构

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语境下,本文从小说结尾的＂结构＂与＂解构＂、＂现象＂与＂本质＂、＂作者＂与＂读者＂三个维度,对小说结尾＂结构＂的＂二律背反＂、＂现象＂世界的＂本质还原＂、作者与读者的＂主体间性＂的三重对话关系予以阐释,旨在还原小说结尾的人为＂建构性＂与＂解构性＂。     

同样的母题,不尽相同的主题——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小说与哥特式小说同属鬼怪小说,它们都使用＂灵与肉＂、＂罪与罚＂、＂死亡与复生＂、＂此岸与彼岸＂的母题。但是,前者关注＂灵＂与＂肉＂在人身上的地位,后者则关注＂灵＂与＂肉＂的冲突;前者根据＂人＂的标准为主人公定＂罪＂设＂罚＂,后者则根据＂神＂的标准为主人公定＂罪＂设＂罚＂;前者表现＂死亡＂悲剧时关注面比后者更为广阔,使用＂复生＂的母题也比后者更多、更积极;前者的＂彼岸＂是＂此岸＂的翻版,两个＂世界＂的关系是＂隔而不绝＂,后者则将＂彼岸＂描述为未知的世界、将两个＂世界＂的关系处理为完全隔绝。因此,《聊斋》中的鬼怪小说具有独特的＂中国式＂魅力与价值。     

论李觏民本思想的特色及借鉴价值

李觏的民本思想是宋代最具有务实性和智慧性的典范。其＂必先于教化＂、＂从民欲＂的政治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富民＂、＂惠民＂、＂利民＂、＂恤民＂等经济举措,实现＂与民同乐＂、＂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理念,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极其丰富、全面的借鉴价值。     

论老子的“道”

《老子》的哲学系统是围绕着＂道＂展开的,＂道＂细分为＂自然无为＂、＂虚静＂、＂柔弱不争＂等。＂道＂的神秘、普遍、变化的特性,使人对其难以把握,只有将＂道＂的各个特性分开来理解,才能对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这些特征才能够做到认识＂道＂和遵循＂道＂。     

论盐阜地方戏对淮剧发展的影响

淮剧是具有盐淮、盐阜地区鲜明地域特色的地方剧种,在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深受盐阜地区地方戏的影响,以盐阜地区地方戏＂香火戏＂为发端,广泛吸收了诸如＂梆子戏＂、＂老徽班＂、＂苏北京戏＂、＂门叹词＂、＂三可子＂、＂江北小戏＂、＂南淮海＂、＂江淮戏＂等地方戏的精华,博采众长,进而发展成为今日享誉全国的著名地方戏剧＂淮剧＂的。     

在“有待”与“无待”之间——荀子、庄子“道”范畴的比较研究

荀子、庄子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在＂道＂范畴的建构中,荀子倡＂有待＂以成＂教化＂之＂道＂,庄子倡＂无待＂以成＂逍遥＂之＂道＂。本文以释道、体道、存道、明道为观照层面,以＂天为＂与＂人为＂、＂类＂与＂游＂、＂群分＂与＂自适＂、＂言教＂与＂不言＂为比较论域,对荀子、庄子的文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     

论高校辅导员工作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我国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为适应这一变化,培养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人才,高校辅导员工作理念必须做到五个转变：由＂实学＂向＂科学＂的转变、由＂客体＂向＂主体＂的转变、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     

试论墨子“兴利除害”的民生思想

墨子民生思想的核心是＂为万民兴利除害＂,他力图匡正社会积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张中,＂兼爱＂、＂尚贤＂、＂尚同＂等主张属于为民兴利,而＂非攻＂、＂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属于为民除害。墨子的民生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改善民生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孔子天命观的伦理学取向

责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关怀,借鉴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研究,感悟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路径、由＂知天命＂-＂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此洞见孔子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承担＂天命＂的永恒责任。     

曼海姆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

曼海姆从多维向度对＂意识形态＂概念作了分析,区分了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总体意识形态的＂特殊阐释＂与＂一般阐释＂、＂评价性＂和＂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以及＂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然而,两者在意识形态的性质、＂终结＂意识形态的路径、履行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体以及在对存在基础的理解等方面又具有原则性的区别。     

《新唯识论》的《明心》章浅探

熊十力通过＂恒转＂、＂翕辟＂、＂体用不二＂、＂即用显体＂等范畴与命题来说明＂本心＂与＂本体＂的关系,即＂本心＂就是＂本体＂。人们通过＂工夫＂才能见到本体、本心,而且工夫就是本体、本心,通过修养工夫就能体悟本体。一方面,本心、本体当下呈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工夫见到本体。熊十力的＂无极而太极＂即本体的＂虚而有＂、＂寂而感＂,即体即用,即本体即变化。     

基于BSC的高校图书馆绩效评价研究

针对高校特点,探索平衡记分卡理论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方法,从＂愿景、使命和战略＂、＂读者服务＂、＂投入产出＂、＂内部业务流程＂和＂员工学习与成长＂五个方面构建高校图书馆的绩效评价体系,为系统评价高校图书馆绩效、促进高校图书馆的战略实现提供方法参考。     

从古汉语看“以前”、“以后”的运用

＂以前＂、＂以后＂出现最早、用得最多的是单方向地限定时间和历史范围。先秦时期,很少使用＂以前＂和＂以后＂,多数时候是使用＂之前＂和＂之后＂。两汉以来,＂以前＂、＂以后＂虽然比先秦时期用得更多了,但＂之前＂、＂之后＂也同样经常使用。特别是＂之后＂,在《史记》以来的历代史书里,往往用得比＂以后＂还要多。现在也使用＂之前＂、＂之后＂或＂前＂、＂后＂限定时间范围,但表义却随便安排。＂前＂、＂后＂是方位词,无论＂前＂、＂后＂还是＂之前＂、＂之后＂,表达具体的空间方位都不包括分界点在内,表达时间也不包括分界点在内。这些例子＂之前＂、＂之后＂和＂前＂、＂后＂加括注＂含＂什么什么,是违背本义和本来用法的,都应该纠正。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如果＂以前＂、＂以后＂是以短时甚至瞬间所发生的事件为分界点的,往往不包括这个事件在内。作为分界点的事件标志旧时期的结束,新时期的开始,用来表达旧时期的＂以前＂更不能包括分界点在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高校图书馆的定位再研究

在全国各地正在开展的＂非遗＂保护活动中,一部分＂高校馆＂应当主动参与进来,以某个＂中心馆＂为主,其他＂支撑馆＂为辅,各馆确立＂非遗＂保护方向,抽调专职人员,重点建设本地的＂非遗＂文献的资料库群与数据库群;另一部分＂高校馆＂应当适当参与、少参与或不参与,由此避免全国＂高校馆＂全去参与、全程参与、全员参与的运动式＂非遗＂保护局面的出现。     

再议孔子“仁”的多维涵义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儒家道德体系,以＂仁＂为中心衍生出来的诸多道德范畴,成为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使儒家道德思想更加丰富。孔子的＂仁＂之思想体现为多种维度,从＂亲亲＂到＂爱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礼＂、＂忠＂、＂恕＂等具有层次性和统一性的外在道德规范和要求,构成孔子孔子＂仁＂之思想的丰富内涵。     

庄子语言观对当代教学改革的启发

庄子通过对＂道＂与＂言＂、＂言＂与＂意＂之间关系的阐释,提出了＂道不可言＂、＂得意忘言＂等语言观。庄子的语言观对当代教学改革有如下启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启发当代师者应具备真才实学;＂道不可言＂、＂言不尽意＂启发师者应教授学生探索新知的能力;＂大辩不言＂、＂行不言之教＂启发师者打破单一语言教学模式,使教学手段多样化;＂得意而忘言＂启发师者教学的目的不应是书本,而是学以致用。     

中古汉语极度副词的考察分析

中古汉语极度副词仍以单音节词为主,＂最＂、＂至＂、＂极＂三者使用频率最高,所占比例达90%以上。其中＂最＂、＂极＂源于＂最高位（点）＂义,＂至＂、＂穷＂源于＂到达（终点/极限）＂义,＂绝＂（尽）源于＂竭尽＂义,它们的虚化轨迹大多经由＂达到极点＂这一义项而成为表极度的副词。这些词多为兼职表极度,而＂最＂在中古时期已经发展为专职的极度副词,成为中古极度副词的核心成员,因而用例最多,用法灵活。     

我国大学文化发展的失衡现象探析

大学是一种文化机构,文化性是大学的根本特性。大学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失衡的现象,我国大学文化发展的失衡具体表现在＂形＂与＂神＂的失衡、＂理＂与＂力＂的失衡、＂雅＂与＂俗＂的失衡、＂价值＂与＂工具＂的失衡,探析我国大学文化发展的失衡现象,激发对其发展路径的深思,对我国大学文化的平衡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