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商业教育摭论

明清时期 ,山西人把从商看做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因而重视商业教育也就成了明清晋商最主要的选择。在新的道德价值观树立上 ,在道德伦理教育上 ,在商业人才选拔和培养上 ,在商业知识与技能传授上都给予十分的重视 ,形成了重视商业教育的浓厚氛围 ,为山西商人驰骋商界五百年培养了大批的商业人才。     

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与传统家庭教育观的更新

劝导子弟选择合适的职业是历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按士、农、工、商分等的四民社会,但在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习俗发生巨大变化,财富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为把子弟培养成新形势下社会认可的人,一些家庭顺时应变,鼓励子弟走经商之路.家庭教育观适应时事的更新,对当今家庭对子弟择业观的培养具有借鉴意义.     

晋商学徒制习俗礼仪初考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习俗也日渐发展成熟。晋商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商帮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行业习俗和礼仪传承,其中学徒制中的习俗和礼仪尤为严谨有序,它包括三方面:一是学徒入门前的考察习俗,二是学徒请进后的培养礼仪,三是学徒出班前的考验。晋商学徒制的习俗和礼仪呈现出程式化和地域化的明显特点,它为晋商的成功营造了良好的人文氛围,反映了明清晋商商业文化已日臻成熟。     

晋商的家庭教育

成功教育与培养后代子弟是晋商持续五百多年辉煌的重要原因。晋商后代子弟的教育以私塾式的家庭教育为主，分为两种类型：为入仕而准备的儒学教育和服务于商场的职业教育，并且辅之以定期和不定期的家史教育。如此的教育模式，既磨砺了子弟的品行，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应对变幻莫测市场的能力，为以后的顺利接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延续了家族的商脉。     

晋商文化及其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

纵观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化,要数晋商文化最为突出。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晋商文化,是我国商业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弘扬晋商文化,挖掘其基本内容,坚持古为今用,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有着积极意义。     

浅谈明清晋商对外贸易与经营理念

明清时期,晋商雄踞中华,饮誉欧亚,在中国商业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淀了卓越的经营理念,诸如信誉至上、利以义制以及以和为贵等.这些理念不仅是晋商经商的制胜法宝,而且对当今企业管理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晋商信用伦理初探

晋商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重要商帮之一,由于其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阔、活跃时间久长而雄踞群帮之首,饮誉海内外.晋商的信用伦理是他们继承优秀传统,融汇商业经验,而形成的一种以诚信为基础的特有的商业文化.     

略论谢安之“家教”

六朝时代之世族无不重视对子弟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佳子弟，以延续和光大门第。作为当时地位最为显赫的家族门第之一，陈郡谢氏也如此，其家族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代表人物谢安极重家教。据相关记载，谢安家教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儒家礼法为核心的“仪范”、子弟的从政态度与能力、玄学清谈及文学艺术等。谢安之家教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表现出了诸多具有家族印记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其家教内容上重视玄言与文学，更体现在其方法上强调启发、平等、身教及重视子弟的独立思者与个性自由等。     

晋商“诚信”商业原则的成因及启示

＂诚信＂是晋商百年辉煌背后的基石,而晋商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大背景及其经过的千百年的文化浸染,与晋商形成推崇＂诚信＂的商业原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诚信＂制度在法律真空的环境下依然能够成为对商人最行之有效的约束,这一点对我国当今的立法也有着及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非常发达,这是徽州强大的宗族势力重视教育的结果。宗族主要靠兴办族塾、书院和文会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培养子弟。此外,宗族还重视延聘名师,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这些措施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府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重要保证。     

新晋商发展路径初探——基于旧晋商成功经验的启示

旧晋商曾辉煌商界五六百年,其成功经验大致概括为具有创新意识、具备放眼天下的经商视野,以及坚执诚信理念。以此为参照,文章提出新晋商首先要占领"规则"高低;其次,胸怀天下,主动出击,切忌拘泥于地域和行业的得失;再次,经营管理上,以现代运营模式统领企业或公司的发展。以上所见,仅限于旧晋商成功经验的启示。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张家口是清代塞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汉蒙贸易、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清政府在此设关征税。在张家口从事贸易者以晋商为多,其输出商品以茶叶、烟草、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毛皮、土碱等为主。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使张家口商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其二,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俄商所取代,与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出现萎缩。     

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三者之间在生存环境、经营原则和商帮网络方面基本相似;也有三点相异之处,即对于皇室官府、新兴行业和从商职业的态度不同,这是宁波帮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     

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

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商帮之一,其作为全国性的商业团体,在票号业、药材业、糖业、京广杂货业等诸方面皆与粤地关系甚密.在票号业中,广东曾长期作为谷帮票号领袖志成信的大本营;在药材业中,广东市场更是催生了天下第一药材批售大帮——广帮.山西商人在粤经商行为一方面活跃了广东地方经济,促进了粤地之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自身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晋商商号本身的发展与兴盛.晋粤两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两大重要省份,对二者经济联系的研究必将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明清晋商对山西戏曲艺术的影响

明清五百年,山西众多商人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资兴建戏班和票社,培养了众多本土戏曲艺术人才,热心探索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并且通过各种商贸活动以及搭建会馆把山西的戏曲艺术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同时吸收外来的戏曲艺术营养,促使山西戏曲艺术在声腔、器乐等方面的革新,促进戏曲艺术的发展。     

清中期至民国蔚县地方演剧活动管窥——以202条戏楼墨记为中心的考察

从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135年间,蔚州本地以及来自大同府、张家口、京师、直隶中部等地的126个作为商业主体的戏班,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实现盈利甚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蔚州56个村庄演出了324个以战争主题居多的戏曲剧目,其中既有本地的社火、秧歌、道情,又有河北梆子和北路梆子。作为早期影响因子之一,从事长途贸易的山西商人之中的部分群体的经营及其商业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同乡戏班的在外演出活动以及梆子戏在异地的传播;最晚清代中期以来,在蔚县的山西商人是该地梆子剧种流行的不可忽视的基础要素之一。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