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塘长述论

明代江南,不仅赋税额重,而且徭役数多,布解、北运、粮长、塘长等等不计其数,可谓大役不断,小役尤繁。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粮长等役,一直颇为注意,研究成果不少,有论文,有专著。唯独对于塘长,几乎无人过问。《明史·食货志》中“塘长”一项,只字未提。此后成书的明史研究论著(包括专论明代江南徭役和水利的论著在内)和各种资料,也很难找到“塘长”二字。好象不存在“塘长”之役似的,其实大为不然。     

建文政局与明前期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变革

建文朝历时四年,一场靖难之役引发的不仅仅是皇位更迭。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固然,靖难之役首先是一场军事战争,但皇位更替带来的是权力中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导致交战双方的将领、士兵、管理机构(都司卫所)、戍守驻地和待遇等的一系列变化。受此影响,永乐朝政治也打上了浓重的"后建文时代"的烙印。洪武朝形成的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和北边防御体系等,经历明初政局变化,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对明代以后二百余年的国家防御格局和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弓手”述论

职役在宋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可以分为乡役、县役、州役三类。目前的研究状况是:综合或整体研究多,分类研究少;州役(如衙前)研究较多,乡役、县役研究少。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不揣浅陋,在乡役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作为县役的弓手作些探讨,文中涉及弓手的设置、职责和性质等问题,不当之处请教正。     

女真人与天津城市称谓

天津虽在明代设卫,但其得名与明成祖"靖难之役"无关,不是明代官员附会出的"天子之渡口"之意。金章宗赐名潞水(今北运河)为"天津河",天津的称谓来源于此;它是来自东北的女真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女真人经营今天津地区在文化上的历史痕迹。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明代南洋华侨初探

<正> 南洋是华侨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这里所说的“南洋”,主要是指今天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有华侨,并不始于明代,但南洋华侨人数的显著增加,则是从明代开始的,它又为近代华侨的急骤增长奠定了基础.因此,对明代南洋华侨增长的原因、分布状况及其对侨居国所作出的贡献等问题作一些探讨,这对于华侨史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全球化"视野研究晚明史的一部力作--樊树志先生《晚明史》评介

有关明代历史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有汤纲、南炳文的《明史》，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专门研究崇祯十七年后南明小朝廷历史的，则有司徒琳的(Lynn Struve)《南明史》和顾诚的《南明史》等，但对于在明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则尚付阙如。樊树志先生的新著《晚明史》(1573—1644年)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专门论述万历到崇祯末70余年历史，因而在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明代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的田赋负担十分沉重,这是明史和中国经济史中的一大问题。明清以来,对明代苏松重赋问题的原因论述极多,但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实,明代除江南地区外,明代江西、陕西等地也出现了重赋现象。通盘考察明代的几个重赋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虽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大相径庭,但共同的一点是元末明初皆为朱元璋的敌对势力所占领,他们曾与明军相抗衡,这正是这些地区遭到朱元璋重赋政策惩罚的原因。     

论金川之役与金川地区的社会变迁

金川战役,摧毁了金川地区旧有的统治秩序,同时也引起了金川地区整个社会的巨大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包括人口变迁、宗教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等各个方面。过去对金川之役的研究不少,但是对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拟对这次战役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作一初步探索。     

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

自从顾诚教授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理论后 ,有关明代军事管理系统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但作为卫所制度之重要基础的州县军户制度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部分学者的研究存在不少误区。本文主要通过对嘉靖《商城县志》的个案研究 ,试图理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的基本情况 ,如州县军户的数量、户籍管理、来源、应役卫所的分布 ,以及与卫所军户的关系进行的考查 ,并对一些重要问题 ,诸如州县军户的人口比例、逃亡率以及军户的生活状况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续)

四、里甲正役的任务和里甲役制的演变应該首先指出,作为明代人民供应賦役的基层单位,里甲这个組織是田賦和一切徭役的主要担承者,这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田賦和一切徭都是通过里甲这个組織来征收的;其二,賦役的征收是采取連带負責制,一戶欠收由其他九戶补足,一甲欠收由其他九甲补足,而最后的負責者則为现年的甲首和里长,乡县政府是唯他們是問的。由于明政府賦役征发的不断增加,里甲所提供的賦役的种类和款目也不断增加,征发的对象和范围也日见扩大了,这是明代里甲制度史上的基本情况,相随而发生的就是各种役法的調整、改革等等。     

试论宋代乡役的性质

乡役是宋代职役的组成部分,宋政府在农村设置里正、户长、乡书手掌驱催赋役;耆长、壮丁掌缉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人们称之为乡役.乡役问题十分复杂,本文就其性质谈些自己的看法. 宋代职役(包括乡役)的性质是一个长期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人认为宋代差役是国家劳役制的残余,     

明代辽东都司治所辽阳碑志初探

我国的碑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曾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书。明代辽东碑志出土颇多,占有重要地位。特別近年来,辽阳市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在辽东都司治所辽阳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各种碑志,琳琅满目,风雅古朴,可称之为辽阳碑林。这些碑志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沿革及民族政策等,是研究明史,特别是研究明代辽东地区社     

试论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理论

经济区域是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地域综合体。区域的空间结构是指生产力的诸要素在空间中的相互位置、相互关联、相互作用、集聚程度和集聚规模以及地区间的相对平衡关系等。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区域,由于各要素间的作用内容、方向及强度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型式与特征,因而空间结构被人们认作为一个区域发展状态的显示器。目前,组建经济发展的地域空间合理结构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既具有实践性又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领域。     

关于明代高利贷资本利率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了明代高利贷利率的种类、地区差别、结构及演变趋势,弥补了以往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不足。     

明代荒政简论

所谓荒政,即指救荒政策。它是政府对自然威胁(包括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所采取的一套预防。治理和补救的政策行为。对于救荒史的研究,解放以来。史学界没有给予重视。事实上,研究灾荒史,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农民战争史,经济史、社会史确实有着一定的意义。因为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前奏,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幕后操纵者。本文就明代的荒政问题作些探讨,冀在引起史学界同仁的注意,把灾荒社会病态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元成宗时期西域军政机构设立始末

元贞元年，元成宗在西域设立北庭、曲先塔林两都元帅府的具体背景为海都、都哇在西域作乱，并进扰至吐蕃地界。元代“北庭”除指别失八里外，还可指地理方位漠北、漠南；《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系出北庭”概指察罕帖木儿家族出自漠北地区，可与其族属乃蛮氏相吻合。结合黑城出土文书与传统文献记载，我们可知成宗大德年间北庭、曲先两机构退出西域后并未废弃，而是侨置内迁至甘肃行省附近，由甘肃行省亦集乃路供粮。而内迁后的曲先塔林元帅府为明代曲先卫前身。     

把食品工业建成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是指其产值(或净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或国民收入)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对整个经济全局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产业。一个地区支柱产业选择得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这个地区能否建立起自己的经济优势,能否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因此,支柱产业的选择是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的核心,为研究战略的人们所关注。     

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历史书写与铁铉忠烈形象建构

靖难之役是明代史上影响颇为深远的政治事件。朱棣登基后，为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篡改史书、钳制言论，使得建文史事扑朔迷离。靖难之役中的“济南保卫战”,系建文帝方获胜的一场重要战役。由于明前期文网甚密，此事鲜有论说。明中叶后，文网渐驰，士大夫李贤、宋端仪、王鏊等人，在采择官方史书、档案及民间传闻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记述此事。他们的论述在嘉靖以降渐趋融合，形成了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完整叙事。其中，既有真实历史，亦不乏夸张、神化之处。随着私史修撰的兴盛与济南战事历史书写的发展、传播，战役领导者铁铉也被塑造为忠勇双全、铁骨铮铮的忠臣义士，并得到官方的推崇、赞誉。     

论明代的理学和心学

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和心学,到明代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代理学和心学,经历了明初理学衰朽和分化,明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明末对理学、心学的融合和改造三个大阶段。怎样评价明代学术,明末清初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凡例》)。《明史·儒林传序》却指责“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言为),指归弥远。”究竟怎样认识和评价明代理学和心学在理论思维史上的价值?下面作点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