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作者编者

編輯先生: 讀貴刊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徐薺甘先生“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批評問题”一文,內容有涉及我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发表的“对李亞农先生‘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与‘殷代社会生活’二書的几点意見”一文者,謹提出一点答辯。     

“雕弓”新解

《汀城子·密州出猎》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雕弓”一词究竟作何解?胡云翼先生《宋词选》注为:“弓的形状象半边月亮,把弦尽量拉开便成满月形,这样箭发出便更加有劲道。”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为:“弓臂上雕有花纹,称雕弓。”如果“雕弓”是苏东坡打猎用的弓,那么,“西     

Y先生语录

首长指示,秘书室设立学雷锋询问台,由Y先生当面回答同志们的询问。 甲问:“吃回扣怎样学雷锋?”答:“吐出来,交党费。” 乙问:“下了海怎样学雷锋?”答:“赚了钱,寄灾区。”     

“贺兰山”新解

岳飞《满江红》词中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句。夏承焘先生以此作为《满江红》非岳飞作的依据,其实,岳词中的贺兰山并不是指今甘肃、河套之西的贺兰山,而是指贛州附近的文壁山,不是实指,而是典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赣县志》云:“郁孤台在县之西北隅,旧名文壁山,一名贺兰山”;康熙五十九年刻本之《西江志》亦云:“贺兰山在府治西北隅,     

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学记》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结末强调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用不着说明。有一次教这篇课文向学生提问,得到这样的回答:问:鲁迅先生在这里强调要拿来什么?答:拿外国的好东西。问:什么好东西呢?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新唯物论还是新儒学──与张立文先生再商榷

在我写了与张立文先生商榷的《“新气学”辨正》①（以下简称《辨》文）之后．我很希望张立文先生能够作答,以纠正我文中可能有的错误或误解。最近．拜读了张立文先生的《超越与创新──答李存山先生》一文②（以下简称《答》文）,于细心领教之后,仍觉大惑不解,故与张立文先生再商榷。     

不要歪曲我国语言文字界的现状

不要歪曲我国语言文字界的现状──对李敏生的答复的答复伍铁平李敏生（后面称李君）在《北方论丛》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副题是“兼答伍铁平先生”，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文章进行评论。安子介先生提出“２１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对他热爱汉字...     

再談屈原的生卒

我在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学術”欄發表过一篇“談屈原的生卒”是針对林庚先生在同刊物發表的“屈原生卒考”提意見的。一九五四年二月“歷史研究”發表了浦江清先生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我看后是有意見的,早就想來一个“再談”,竟一直拖到現在。用“歲星紀年”法推算屈原的生年月日,是郭沫若先生开的端,好象信的人并不多。据我知道,对屈原有研究的象陸侃如,李長之……諸位先生一直是用旧說的。記得陸先生还和郭先生曾經打过一次筆墨官司(略見郭先生:今昔集)。这次浦先生     

再辨“人格”之义──答徐少锦先生

再辨“人格”之义──答徐少锦先生邓晓芒读到徐少锦先生跟拙文《人格辨义》（《江海学刊》１９８９年３期）商榷的文章《“人格”有道德涵义》（《江海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６期）一文，很钦佩作者的求实精神和穷根究底的态度。但仍感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似乎是徐先生未曾...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答《人民日报》记者徐怀谦问

问:谈中国大学的精神,不能不提蔡元培先生出长北大时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您对前者尤为看重,为什么?答:1917年1月4日,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五天后发表公开演讲,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希望学生摒弃“做官发财思想”。同时,蔡校长审时度势,扩充文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是曾國藩等所伪造的么?(下)

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年先生把(1)忠王自傳原稿(2)忠王親筆答詞(3)忠王鈞諭李昭寿三个文件的各項照片放大,仔細对此,發現忠王諭李昭寿手書各字較熟練,筆勢蒼勁;而所謂原供(青按:指忠王自傳原稿,以下同)及親筆答詞各字,則不甚熟練。年先生商請了有关机关送請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筆迹的?胰彾ā＞菟痉ú糠ㄒ窖芯克?56)法医物字第0124号函附之筆迹檢查說明書鑑定的結果,所謂“原供”与所謂“親筆答詞”“字迹潦草不甚熟練”,而忠王諭李昭寿手書則“書寫整齐而老練,筆勢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謂原供及所謂親筆答詞,“草書比对,虽然难獲其相同之点,但从熟練程度上來看,則有老練与生澀之別”。据此,法医研究所的結論是:忠王諭李昭寿手書与所謂“原供”及     

古人座向尊卑浅说

在阅读古文的时候,我们常常接触到大量的方位名词。如“东面”、“西面”、“南面”、“北面”、“上”、“下”、“左”、“右”等等。这些方位名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并不表示方向。如东汉时曹操作《答袁绍》书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所谓“北面”,是“称臣”、“臣服”的意思。又如宋代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凡在左右通贵之人,     

答客问:漫说我的学术经历和理念

一日肖史先生来访 ,要我写写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取得的学术成就 ,我很犯难 ,碌碌多年而少有为 ,不知从哪里说起。他提议 ,由他来问 ,我来答 ,于是遂有下边的答客问。在问答之中略述个人的一些经历和学术理念。客问 :1 979年初你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 ,在南开和史学界曾引起广泛影响 ,请问 ,为什么花环落在你头上 ?答 :那年我都四十有四了 ,当了二十多年助教 ,还说“破格” ,很难为情。不过 ,此前近二十年没有晋升过职称 ,也确实是一个让人瞩目的事。当时没有个人申请制 ,至今我也没有打问过是谁提议的以及如何决定的 ,“谢恩”都不知道找谁 !我…     

三娘子考

明代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妻三娘子,是明末蒙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明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死后,她为保持丈夫生前建立的蒙明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她多次出现在明代汉文史籍中。奇怪的是,在蒙文史籍中却不见三娘子其人,难怪张尔田先生在他校补的《蒙古源流笺证》中,曾经做出“三娘子此书无见”的结论。汉文史籍说三娘子名“克兔哈屯”,又名“也儿克兔哈屯”。但在蒙文史籍所载俺答妻妾中,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名字。     

评刘汉城主编的《现代汉语》语音部分

由刘汉城先生主编,张文轩、戴耀晶等十二位先生参编的《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以下简称“刘本”)是一部富有新意的现代汉语教材。作为一本教材,必须充分吸收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凡同类教材,肯定大同而小异。“同”也好,“异”也好,贵在有理有据,有继承又有提高。与较早问世且影响甚巨的现代汉语教材如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以下简称“黄本”)、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以下简称“胡本”)相比,刘本语音部分在内容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事物的辩证法》质疑

<正>河海大学肖太陶先生所著《事物的辩证法》于1993年11月出版.虽然素不相识,承蒙他寄赠一本,“敬请指正”.说“指正”谈不上,然而作者请你提点意见,总该有所表示吧,故写此文,与太陶先生商榷.先谈两点读后感:一是如书末河海大学出版社所写“内容提要”所说:“在一般辩证法理论的研究和表述上,独辟蹊径,颇具新见,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值得评介推荐;     

试论古代西北文化的地位

在长达六七千年的文明史上,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但是,由于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地区文化就有许多不同,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①西北,这个同高山、大川、“边陲”、“荒漠”、“胡汉杂处”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区,自远古时代起,就以黄河、黄土高原为依托,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单位和地域文化;至秦汉之后,又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而显示了它与内地不同的文化特色。西北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曾起过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是“人民”嗎?

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的“中國文学史稿”中“东周的哲学散文”一節,講到“論語”說:“微子篇”記“楚狂接輿歌而过孔子”“長沮桀溺耦而耕”“荷篠丈人”三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儒家的看法。陸馮兩先生在“史稿”中对这三章无詳細的分析說明,只是很簡括的提了这一句。究竟这三章是不是“反映了当时人民对需家的看法”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我前兩年也教过此三章,我的看法却与陸馮兩先生不同,現在提出來同兩位先生商榷。正如陸馮兩先生所說“春秋中叶以后,土地逐漸由領主手中轉移到新兴地主手中;到了战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