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加官制度考述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时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散骑常侍、侍中、给事中等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变化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论西晋统一的历史经验

西晋的统一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国家的分裂状态,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西晋的统一,有不少历史经验,如注重内政,发展经济;未雨绸缪,为统一做好战前准备;审时度势,把握统一的时机;知己知彼,做好战争规划;战后安抚,稳定社会秩序等,都很值得后人借鉴.     

日本江户幕府初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初期是幕藩体制的确立时期,幕府在完备统治全国的体制的同时,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秩序。幕府首先通过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由此掌握了贸易独占权,之后又通过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善交通运输机构这一系列政策,为幕藩制下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7世纪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市场、由幕府支配全国商品流通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     

西晋通行纸诏考

在简帛时代,诏书用简牍书写,自蔡伦发明纸以后,出现以纸代简的革新过程,降至三国,始用纸诏;至西晋,纸诏通行,仅在小范围内仍用简牍。纸诏的通行,说明中国自西晋开始真正走出简帛时代,进入纸的时代     

商品经济的哲学透视──商品经济文化导论

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三大形态的观点看，当今世界仍是处于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经济文化，不是仅指通常所说的那种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现象的“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是指人类历史上一种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样态。把“商品经济文化”这个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样态确认下来，目的在于以更开阔的视野去研究当今时代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并由此出发去揭示商品经济文化的内在矛盾，商品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商品经济文化的不同类型等。     

西晋丧葬赏赐考略

西晋时期,国家对亡故官员实行丧葬赏赐。这种赏赐是丧礼的重要环节。西晋的丧葬赏赐,是有严格限定的。实际上这种赏赐是在一品至五品官员的范围内实行的。在一品、二品官员范围内实行固定的赏赐,而在三品至五品的官员范围内则实行不固定的赏赐。固定的丧葬赏赐,有基本固定的标准。不固定的丧葬赏赐,则具有随意性。西晋国家除了赏赐物品之外,还对一品至五品的官员赏赐葬地。西晋的葬地赏赐,是一种不固定的赏赐。     

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

本文以社会主义应不应该让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为中心展开论述。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商品经济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到社会主义实践反映出来的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表明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商品经济,进而探讨了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废除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因。     

秦至西晋楼烦县治所考

治所地是行政建置的重要属性,确定治所地是历史行政区划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秦至西晋时楼烦县的治所地,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征引历史文献,结合考古资料,经过认真考证,可以看出,宁武县苗庄古城就是秦至西晋楼烦县的治所地。     

非商品经济理论创建构想

现代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和非商品经济的“混合经济”。非商品经济是不同于商品经济,也不同于自然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为揭示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应建立非商品经济理论。     

两晋时期民间应对灾害策略

两晋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广大民众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实践中,种植抗灾性能强的作物、改良种植技术以防灾备荒。灾害发生后,宗族救荒、邻里互助、抗灾自救起了相当作用。     

论金前期社会秩序的失范与重构

金代前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女真内地及辽宋故地均出现社会秩序失范现象,这种失范主要表现在传统权力体系遭受破坏,社会信仰危机显现,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等多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金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的措施。金代社会秩序重构的官方路径主要在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民间路径则以人伦亲情重构为重心,扶危济困,恢复民间信仰等也是必要手段之一。金代前期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种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变的过程,而旧辽、旧宋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及一些地域信仰也在其中助力匪浅。     

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

自东汉以来,匈奴南迁与氐羌东渐,关东关西遍布匈奴与氐、羌族人。西晋初年,匈奴及其别部大规模内迁,弥漫于并、雍等州各郡。最初匈奴别部被称为杂胡,后来各族部落逐渐混杂,民族成分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名号,遂出现杂胡化的趋势。关东杂胡主要由匈奴、羯、乌桓等混杂而成,石勒武装就是典型的杂胡军队;而关西杂胡化则以氐羌为多,匈奴、鲜卑、羯等民族混杂其间。杂胡化是民族迁徙、民族混杂的必然现象,又因战乱加速其进程,它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当时,杂胡化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不可遏止的社会趋势,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史中间重要的一环,影响极为深远。     

西晋文学三题——兼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商榷

本文讨论西晋文学的三个问题:一,西晋文学以"绮靡"为主潮,但也曾有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左思、刘琨对愤懑和灾难的抒写。二,不能简单地从西晋短暂安定繁荣的社会中去寻找"绮靡"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西晋"清议"的颓弛、玄学思潮的兴起和士人卑俗的人生旨趣等方面更重要。三,西晋文学大力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华美特征,同时遗落、摒弃了前代文学中"情"这一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偏执地走向重精致、细腻、工巧等文学形式美的西晋式的华美。曹旭、王灃华二位先生认为:"自公元420年至唐开元、天宝时期,中国诗学基本上走的是西晋张华、陆机、潘岳、张协等人开辟的缘情绮靡、华美亮丽的道路",本文所论有与这种看法进行商榷的意思。     

金诗中的佛禅意蕴

作为佛家修证、觉悟门径的禅定和体现禅宗理论、实践的禅法对金诗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金诗中的佛禅意蕴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用诗作体悟、宣达对佛禅思想的理解,反映了当时儒者、士大夫把握佛禅哲学意识的水平;援借、化用来自佛禅典籍的事、语,丰富了作品的底蕴,深化了对玄道妙谛的感悟;通过对禅修生活、环境和高僧禅师形象以及相关的山水物态的摹写刻画,传递出主体从方外人生中获得与佛禅相投契的乐趣,展示了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特定的侧面。     

西汉时期西部开发述论

西汉时期基本上具备了开发地方经济的条件,成为历史上中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西汉“弛山泽之禁”、“如粟拜爵”、屯田林垦等政策的引导下,促成了地方开发、诸侯开发、商人豪强开发等多种形式。开发的成效显著,培育出了经济中心、调整了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但也造成了西部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导致灾害频繁等不利影响。     

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晋侯与周王世次对应关系存在明显错误,晋靖侯至晋穆侯的系年有讹脱。根据古文献、金文、考古资料可以对《史记.晋世家》进行订正。自周成王至周幽王十世,犹自唐叔虞至晋文侯十世,世次基本对应。进一步,还可考证出晋靖侯以降西周时期晋侯系年。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     

论魏晋文化中“清”的美学意义

"清"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清"作为自觉的文化审美追求起源于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它既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清"之风盛行,影响遍及人物品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领域,"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精神,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对后世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