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慈善组织管理能力提升的障碍与突破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导者,而管理能力是影响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情心、社会志愿捐助、公信力分别构成了慈善组织管理的道德要素、物质要素和文化要素。我国慈善组织在人力资源的管理、慈善资源的募集与使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等方面的现实不足构成了其管理能力提升的桎梏。因此,应从合理化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拓展慈善资源的运营方式,形成慈善组织的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论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与重建

当前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主要原因包括慈善组织内部的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外部的诚信监督,没有实现完全独立以及完全非营利性,社会信任危机严重.应从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入手,加强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论慈善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慈善事业中,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的地位影响巨大,当前的慈善事业正处于从行政垄断型向开放市场型转变的阶段,转变的关键在于合理定位政府和慈善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慈善公益组织的效率和透明度,一方面须明确慈善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保证慈善公益组织平等获取慈善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须明确和强化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的依法监管的职能和责任,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公益慈善机构指导、规范和监管的法律规则.     

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走向

现代社会文明应该是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大社会层面共同发展的结果.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组织培育与政治和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股"社团革命"的浪潮。它在促进民主政治、提供公共服务以及慈善事业、环保、女权运动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也与政治和谐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民主政治的推进,往往是非政府政治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反过来,非政府政治的发展也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目前的政治关系状况来看,大力培育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是实现政治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     

论慈善组织高管的谨慎义务

谨慎义务是慈善组织高管义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慈善组织高管应如同一个谨慎的、理性的、审慎的人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一样处理慈善组织事务.在概述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并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英美两国关于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现状以及现实需求,提出如下法律对策:从立法上明确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内容及其衡量标准;健全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监管机制;完善慈善组织高管违反谨慎义务的问责制度.     

我国慈善立法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重构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我国目前慈善组织偏离其非政府组织本质,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代替其法人内部治理。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慈善立法中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对各种慈善组织进行科学分类,重构其与政府的关系,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     

试论慈善组织的福利供给

慈善组织与社会福利之间具有内在的亲和关系,是社会福利供给的重要主体,慈善福利具有人道性、选择性、多样性和无偿性等特点.在福利供给中,慈善组织扮演着福利生产者、筹集者、输送者和分配者等角色,发挥着募集慈善资源、实施慈善救助、嫁接慈善桥梁和传播慈善文化等作用.     

积极推进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

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分野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虽然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宗旨不是政治性的,但是如果非政府组织具有了独立的权利主体地位,依靠其自身的建制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会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主体,介入政治过程,发挥其政治功能。本文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试图剖析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正功能,有效限制其负功能的途径,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均衡的实现机制,为国家引导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提供可供选择的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慈善组织认定中的基本法律问题

2016年3月公布的《慈善法》最终确立了慈善组织认定制.慈善组织认定是由认定机关对组织的慈善属性做出肯定的行政确认行为.已认定的慈善组织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包括享有冠名权、公益捐赠票据申领权、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权、公开募捐资格申请权等.慈善组织认定的申请主体是非营利组织,不限于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民政部门应该建立慈善组织认定委员会进行"慈善属性"的事实判断.慈善组织的认定标准包括具备法人资格、以慈善活动为宗旨、满足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不以营利为目的等.目前,慈善组织认定的法律规定仍有不足之处,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补充和细化.     

论当代中国民间慈善活动的三种实现方式——以上海市民间慈善组织、慈善项目和自发活动为例

本文界定了慈善概念所具有的"扶贫救困"和"支持发展"的两大社会功能,分析了慈善组织的一般特征和功能,并依托一些个案叙述和比较了三类民间慈善活动的实现方式、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鼓励民间慈善活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大型慈善组织慈善资金获取源探讨——以香港东华三院慈善事业资金获取渠道为例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迅速扩张的发展时期。对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情况,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在过去的30多年中确实取得了质的进步。但大陆慈善资金来源的结构单一,慈善组织过于依赖接受社会捐赠,其余收入项目在慈善资金中所占比重小,自主开辟资金源的情况少、能力弱。借鉴香港东华三院筹集慈善资金的收入项目,大陆慈善组织拓宽资金源的可行方法主要有:一是有效利用闲置资金,二是拓展慈善项目周边服务,三是营造慈善社会信用氛围。     

浅析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

我国慈善事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取得了新成就。然而，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成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障碍，应分析原因并找到解决途径，以提升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     

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理性化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公民社会的兴起,为推进中国政治理性化发展既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与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协调。作为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其所具有的平等性、参与性、相对独立性以及志愿性等特点,使其不仅具有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的性质。可以通过组织自治、加强组织内部的民主化以及发挥国家的作用,来推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理性化建构进程。     

佛教慈善事业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局限及其回应

从非营利组织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当代大陆佛教慈善事业的管理机制,发现过分借鉴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科层化运作模式,佛教慈善事业因此存在着合法化危机。这一危机具体表现为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对佛教僧团的“祛魅”和“赋魅”,以理性和现代性取代了佛教慈善事业的精神属性。台湾佛教慈善界的“卡里斯玛”支配模式与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结合,是化解佛教慈善事业合法化危机的出路。     

中西方慈善组织比较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一些显现的、潜在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慈善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中西方慈善组织在发展上的差距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基、运作模式和机制、政府与组织之间的地位关系等有关。解决社会慈善核心价值观缺失问题，克服因缺乏制度支持而导致运作随意性消极性的缺陷，调整政府与组织之间的不协调性关系是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以“扬弃”之态和“包容”之心汲取发达国家的慈善理念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我国慈善组织的效率提高和功能发挥。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数量和种类逐年递增。近些年来，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政治民主化；培育公民社会；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等，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数量和种类逐年递增。近些年来,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在政治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推进政治民主化;培育公民社会;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等,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论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培养

公民的慈善意识,是影响和制约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原因,而公民慈善意识的培养是我国慈善事业建设的重点.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努力推动传统慈善观念的现代转化、大力加强慈善事业的制度建设、广泛开展慈善意识的培养教育等方面积极探索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培养路径,构筑我国的慈善事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和谐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