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塔尔”一词最早在文献上的出现

一、“塔塔尔”一词最早在文献上的出现中国唐末会具(841—847)时期的《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召书》中提到有一个回鹘左厢部落叫“黑车子达怛”(见《会昌一品集》卷五,《元朝史》上册第3页,韩儒林),这是对长城以北诸民族历史记载最详细的中文文献上首次提到“塔塔尔”.可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点立的突厥汗国时期的《阙特勤碑》(用突厥鲁尼文、即鄂尔浑文书写的)其中提到四邻各部时,称东邻为“三十姓塔塔尔”(Otuztatar).这个碑是732年所立,比前述史料早一百年.由此可见,“塔塔尔”一词最早出现在突厥文献中.当时,突厥人把什么民族称做塔塔尔人呢?根据中国学者的详细考证:1、韩儒林根据碑文中出现的各部排列顺序指出,三十姓达怛的地理位还应在骨利干(Khurgan),南契丹之北,正好与唐书所载室韦诸部地理位置相当.这就是说,当时中国唐代文献里称作“室韦”的民族,突厥称为“塔塔尔”.     

关于室韦的来源

室韦的来源目前仍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问题。本文首先结合文献记载对室韦来源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述，认为各说多有与史料相悖处，缺乏说服力；其次从拓跋鲜卑的迁徒和室韦的见载于史，室韦与鲜卑的译名根据相同，室韦与早期拓跋鲜卑地域相同，室韦的语言与鲜卑相通，室韦有特征性的风俗与拓跋鲜卑相同，文献记载把室韦看作是鲜卑后裔等层面论证室韦应属东胡系部族，是拓跋鲜卑后裔的一支     

史载黔中苗族人名研究

据贵州省地方志记载,贵州中部的苗族“有族无姓”,或“有名无姓”。(见田雯《黔书》卷三,(康熙)《贵州通志》花苗条)这里所说的“有族”,是指有确切的家族谱系而言;“无姓”是说黔中苗族迟至明朝末年,尚未使用汉族式的姓氏;所谓“有名”是说当时苗族使用一套与汉族完全不同的人名命名系统。如果这一记载属实,而我们又掌握了这种命名的规律,那我们就不仅能正确地区别文献中人名的族属,而且还能为识别文献中的苗族史料找到一个标记,这对于研究苗族将大有好处。为此,我们勾稽史籍,跋涉于黔中各苗寨,逐一查证了该地苗     

《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多重视角看室韦起源问题》读文札记

在《隋书·室韦传》中记载有五部室韦,这是室韦人的主体。在五部室韦中,南室韦就是北朝时期的乌洛侯—室韦。而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早期鲜卑文化与外贝加尔东部的布尔霍图伊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发展了室韦文化。室韦文化之间存在的共性说明不同部的室韦人群有一定的种族和文化联系。对北方通古斯人的民族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室韦人群有共同的族称,即"室韦",并且各部有独属于自己的团体名称。到唐代时期,突厥、回鹘的衰亡,导致室韦主体人群朝呼伦贝尔草原的西部以及嫩江流域的下游地区进行扩散,这一时期也是室韦人群的鼎盛发展时期。从历史学、考古学以及民族学的角度对室韦起源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推进对室韦族群的深入研究。     

Coray和Kara—Kum方位考

一百年前在蒙古高原上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几块古突厥文(亦即所谓的“如尼文”)墓碑记载了有关后突厥汗国(七世纪八十年代至八世纪上半叶)东征西讨的显赫武功,内容涉及到后突厥汗国的历史、军事、外交、文化、地理和民族构成等各个方面。许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碑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迄今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仍未取得一致意     

关于蒙古英雄史诗始创时期及相关问题

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于８—１０世纪之间，不会早于室韦－达怛时期，它是依托英雄神话传说与英雄赞词而创造出来的。最初形成于居地相近的斡亦剌惕与巴儿虎、布里亚特等森林部落，在这一中心基础上，向其他部落蔓延，形成了现代共识的蒙古英雄史诗。     

关于乌洛侯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就乌洛候的文献记载、名称含义、与室韦的关系、地理分布及流向等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魏书·乌洛侯传》是研究早期乌洛侯历史的基本史料，《通典》、《旧唐书》和《唐会要》中新增入的唐代乌洛侯史料有一定价值，《北史》、《太平寰宇记》和《新唐书》记载的乌洛侯内容都是抄录的前代史书，价值不大。从史料分析，《魏书》记载的室韦包括了乌洛侯，东魏以来的中原人已将乌洛侯看作是室韦的一部分。南北朝至唐代，乌洛侯居地有所变迁，《魏书》记载的乌洛侯人活动在甘河、雅鲁河之间，《旧唐书》记载的乌洛侯人南迁至洮儿河与霍林河之间。缺乏文献根据，单纯从对音角度得出的乌洛侯的名称含义及其与后来古代部落、现代民族关系的结论，是难以取信于人的。任意对音的作法，有悖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是不可取的。     

唐代室韦民族的发展历史研究

室韦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室韦一名最早见于《魏书》,主要是南北朝以来中原人对居住在契丹以北的许多族属相同部落的泛称,关于室韦的来源也有许多种说法,唐代是室韦发展的重要时期。文中针对唐代室韦的活动范围、社会情况及与唐朝的关系几个方面对室韦民族在唐代的发展历史进行具体的阐述。     

突厥之君主观

突厥之君主观〔日］护雅夫著朱悦梅，白牛译本文旨在通过阐明鄂尔浑碑铭，如们调特勤碑》（］豌）、《毗伽可汗碑》（毗）和（欲谷碑》（嘲）中的＂ｑＵｉ＂一词的含义来研究突厥汗国的君主观念。突厥人心目中的＂美德＂一、突厥民族以何为美德，答案可见以下诸文献：文献...     

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树葬

本文根据古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和民族学资料,论述了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树葬,认为此种葬俗源远流长,是北方游猎民族的古老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室韦人、契丹人等。作者并以此推论室韦人即今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先民。     

蒙元时期蒙古族衣冠服饰

一、蒙古先民之服饰及其与周边民族服饰之关系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蒙古人——室韦人——达怛人（鞑靼人）。《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在突厥、回鹘统治时期（公元7-9世纪），蒙兀室韦还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这时期的蒙古部落主要活动在今大兴安岭地区的深山密林中，主要从事渔猎业和牲畜饲养业等，经济活动具有游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受其自然条件的限制，居住方式为“巢居”、“穴居”等。其服饰也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紧密相关：以皮服为主。“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男女悉衣白鹿皮襦祷”，“食肉衣皮……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     

塔塔尔族

历史渊源塔塔尔族主要散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比较集中的是伊宁、塔城、乌鲁木齐等城市,也有少数分布在奇台、吉木萨尔和阿勒泰等县的农牧区“。塔塔尔”和“达怛”、“达旦”、“达达”、“达靼”同为“鞑靼”的不同译音。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塔塔尔族人口为4890人。塔塔尔族使用塔塔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由于塔塔尔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族杂居,联系密切,因而这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也逐渐成为塔塔尔族的日常用语和通用文字。塔塔尔族最早是我国北方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一部落,作为一个民族是在15…     

“东土耳其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

《中国翻译》杂志1986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译名“东土耳其斯坦”并非大错》的文章。这自然会引起有关学者尤其是新疆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关注。英文“East turkestan”一名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属于地理科学范畴,理应译作“东突厥斯坦”,将其译成“东土耳其斯坦”是不正确的。“Turkestan”一名是由两个不同的词构成的,即“Turk”和“estan”。“Turk”一名为突厥语,它最初只是一个姓阿史那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后,“突厥”一词始用于汗国中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逐渐     

文化灿烂的纳西族

人口:23万余人分布: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邻近各县,四川省盐源、木里和西藏的芒康县等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文字玉龙雪山的银峰,在阳光照耀下泛出紫色的霞光。从天而降的金沙江,到了丽江石鼓,顿时变得温柔多情,形成了长江第一湾,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蜿蜒流去。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纳西族同胞,就住在这样风景如画的地方。文献记载,纳西族的族源属古羌人向南迁徙的一个支系。纳西族的族名来自古代髦人的一部落名。汉代文献中的“牦牛夷”和“摩沙夷”,就是纳西族的先民。公元三世     

室韦人“凿冰捕鱼”习俗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对于渔猎民族室韦的冬季“凿冰捕鱼”的习俗,由于史籍记载疏略,后人知之甚少。利用与室韦人有共通习俗的其他北方渔猎民族的历史文献材料和大量民族志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推知室韦人冬捕习俗的内容。这种捕鱼方式具有多样性、普遍性和持久性等特点,虽然当下冬捕是古代冬捕习俗的延续,但古今冬捕存在着显著差异。     

吐谷浑文化概况

在本章里,我不打算再重复关于吐谷浑族属这一古老的问题〔伯希和认为其与阿柴有关;魏德尔、托马斯、卡洛尔认为其就是藏文资料中的Dru—gu;哈伦(Haloun)、米诺斯基(Minorski)则认为是阿拉伯资料中的Qun;而伯戴克认为其即古突厥文《鄂尔浑碑》中的阿赀〕。对此,读者可参考学者们对各种假说的简要评论和我自己的论述。 然而,也许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吐谷浑在其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从其祖先于公元285年左右迁徙起,到其于1042年最后消失于汉文史籍止),吸收了大量其它民族的成份,从而日益壮大起来。     

初期葛逻禄族史之研究

七——十二世纪活跃于中亚的古代突厥系民族之一的卡尔鲁克(Karluk)族,在中国史料中写作葛逻禄或歌逻禄等。关于他们在突厥、回纥、蒙古诸族的兴亡过程中所起之重要作用方面遗留下来不少的材料。但是,有关葛逻禄族的各种记载,大多是片断的,而对于能够显示该民族一贯踪迹的材料则未曾看到。因此,对这些片断的材料进行整理,弄清葛逻禄族的历史,不仅可以使突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七个民族,其数量与分布呈动态变化.贞观二十年前,"河曲"人口数量可达180,000余人,其中汉族、稽胡族人口约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边缘地带,突厥族游牧于"河曲"东半部的夏、胜二州之间以及西北隅,昭武九姓居留在"河曲"西部的灵、盐、夏之间.此后,由于吐谷浑族、党项羌族、铁勒族的迁入,居民数量与空间分布发生新的变化.迄天宝元年,"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安史之乱后,铁勒九姓、突厥、昭武九姓、吐谷浑诸族人口相继迁出"河曲",惟有汉、稽胡、党项羌诸族人口仍留居原地,尤其以党项羌人口增长显著,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河曲"地域,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     

浅论宋代以前古羌族的民族融合

古羌族的发展与民族融合和汉、回等族不同 ,汉、回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象“滚雪球”一样地不断充实、壮大 ,而古羌族正是为汉、回民族吸收新鲜外来血液提供丰富来源的“供血站”之一。本文力求在古籍与前人的研究中整理出古羌族迁移、发展、融合、消亡的足迹。     

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历史背景

在包括了藏文和汉文之外其它语言的大部分写本的斯坦因与伯希和特藏集中,我们可以估计于阗文写本的数目为一百卷左右,粟特文写本的数目不足百数,古突厥文写本的数目则不足五十。在这后一类中,除了于此刊布的三十六卷写本之外,同样还包括已经刊布的均为回鹘文字的一部册子卷和一种佛经长卷,一卷摩尼教文字的长卷,二、三卷用藏文字母书写的古突厥语写本、用如尼突厥文写的一本小书、两卷写本以及一卷很小的残卷。但在其它敦煌特藏中,尤其是在列宁格勒还可能存在有来自藏经洞中的某些古突厥文写本,特别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