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动趋势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思想史研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它应该使人们从"思想如何有力量"的事实中获得启迪,这是思想史研究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本质要求。没有必要把"思想和思想史"与"经济"对立起来:自古以来,引领社会的直接力量从来就是经济、政治和思想三者,至今依然是如此。就是如今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的力量驱动起来的。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态势,不但制约着经济,而且也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走向。对于思想的力量不应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思想依其不同属性,既可以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也可以是使社会停滞不前的力量,还可以是开历史倒车的力量。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回答"思想如何有力量"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对思想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有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自觉与拓展方向

思想史研究一般性的观念、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是以普遍性、深度性为基本特点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比较繁荣.从学理上看,思想史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特点有:思想史的学科性、思想史与历史、思想史与表达、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的单位、思想与知识、思想史比较.以此认识为基础,思想史研究可以在分析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比较思想史研究、运用中国思想智慧应对当代问题、观念社会学研究等方向不断拓展,走向深入.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方法与现实关注

思想史研究是一门认识学科，认识的起点在于认识历史，而目的则是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可能的前提，是古代思想家与我们有着相同的道德诉求，如何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恒久的思想主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遵循历史主义方法的同时，也应该有充分的现实关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避免复古主义倾向。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得鱼在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

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都需要方法的指引,需要遵循正确而适当的方法,拥有一套系统而高度自觉的方法论理念乃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一是训名释义,二是思想诠释,三是比较异同,四是知人论世。要而言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正确地训名释义,恰当地在字里行间进行阅读和理解,完整地并符合其思想本义地诠释思想家及其文本的思想,乃至在比较中诠释,在诠释中比较,并最终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和途径获得对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史的贯通性的宏观认识与深度理解。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学科特性、历史分期、体系结构、范畴概念、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应按社会制度的发展顺序,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来划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阶段。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丰富而成体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中既要注重传统经济思想的范畴概念,也不能排斥新的范畴概念。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多种方法。研究中既要克服将古人思想拔高的倾向,也要克服抹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理论价值的倾向     

刘泽华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泽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张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把握历史。他通过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所得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刘泽华自觉地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也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他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近年来，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思想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不同方法，都对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学术、思想挑战，对反思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