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政治参与

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政治参与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重视公众政治参与权的保护,就必须重视媒体的舆论监督:公众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政府合法性的巩固与提升,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媒体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有重要作用.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公众通过媒体舆论监督实现真正、有效的政治参与,还存在诸多困惑.提高媒体舆论监督与公众政治参与水平,不仅有赖执政党与中央政府政策与法规的完善,更有赖于地方权力机构、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整体发力.     

政府信息发布系统的研究——以手机媒体为载体

随着3G的发展,手机媒体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它使公众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政府信息,但目前政府并未充分利用好手机媒体发布信息的优势。为了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手机媒体,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了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系统模型,建立了由党的新闻宣传部门牵头,新闻出版、广电和电信等部门相配合的体制。     

媒体时代与公众信息传播

公众信息是为维护公众利益,实现公众需求的信息。它是一种公共的信息资源体系。公众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是动态的过程,多种因素参与其中,而典型媒体构成的相应媒体时代对公众信息的影响极大。分析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自媒体三个典型时代公众信息的传播特征,对于探讨公众参与信息全过程,并将之推向平等化透明化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论自媒体语言信息传播的价值裂变与解构

自媒体是利用网络平台自主传播信息的媒介形式,其多元化发展趋势不仅给公众带来新的话语空间,而且提升了媒体的传播效果。自媒体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其用户不仅是信息的创造者,而且也成为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搬运工和信息集散地。在自媒体平台上,公众使用自媒体的基本价值主要表现在个体参与意志的主观彰显、个体心理的集体理性、个体自由主义的无厘头宣泄等多种裂变形式。因此,要加强自媒体语言传播的个体规约,建立自媒体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加强自媒体传播的网络监控与疏导,使自媒体健康发展。     

社交媒体推动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以武汉市取消路桥隧收费政策为例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沟通方式,同时也对公共政策的过程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本文运用多源流理论,探讨了社交媒体对武汉市路桥隧收费政策终结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问题流中,社交媒体充当了政策运行效果的反馈机制,加速政策问题的曝光,同时扩大焦点事件的影响力,使其顺利打开问题之窗;在政策流中,社交媒体整合了信息资源,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政策讨论的公共空间,加速政策终结方案的筛选;在政治流中,社交媒体成为公众情绪的放大器与显示器,激增的国民情绪与政府换届推动了政治窗口的打开;最终政策企业家抓住政策终结窗口开启的时机,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宣传政策终结建议,促使三流耦合,推动政策终结。研究认为,政府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要正确认识社交媒体的作用,合理利用社交媒体实现政策终结。     

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与信息接触、媒体信任——关注非形式逻辑认知的全国性问卷数据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缺乏总体的、较为客观的认识.本研究旨在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作总体考察和解读,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两种认知角度,同时探讨公众信息接触和媒体信任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基于5000余份全国性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公众转基因知识认知程度与其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但相关知识的缺乏明显;多数人支持转基因科研,但对技术运用表现出实用主义态度;转基因产品接受度体现创新扩散早期阶段特点;公众转基因"信息渠道接触指数"影响认知,而科普网站等专门的科普信息渠道未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信任指数"影响认知,公众更信任政府官媒;公众信任科学家,但"信源信任指数"的影响未得到验证;公众的媒体信任对转基因态度的影响远强于转基因知识的影响,也说明非形式逻辑的认知角度的重要性.     

提升民族地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的路径设想——以建立"政府-媒体-公众"联动制度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7·5"事件等民族地区突发事件的信息流向分析,提出突发事件信息系统的核心是建立"政府-媒体-公众"联动制度为中心的信息控制体系,即政府为主导,媒体为辅助,公众为服务主体,以达到将无序信息转化为可控信息的目的.     

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及其策略

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媒体只有为公众利益服务,才能取得更大的社会公信力。媒体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应该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除了体制层面的因素,媒体的角色担当依赖于媒介自律。在危机传播中,媒体以公众利益为重的责任感特别重要。这主要在于秉承敬业与专业的职业理念,既要做好环境监测,保证新闻公开,为公众代言,进行舆论监督;又要承担社会责任,做到信息传播的有序化,避免因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     

UGC时代需要怎样的媒体评论

本文首先对媒体评论的最大竞争者分布式评论的"网络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公众生产、专业生产的评论各具优劣势和适用范围,并不是替代关系,甚至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随着公众网络信息获取行为逐渐成熟,专业评论或将重放光彩。但是,媒体评论要想在UGC时代有所作为,必须进行价值创新,重塑自身的价值定位。未来媒体评论的内容生产应以用户特定需求为导向,以专业品质为追求,满足公众在碎片化信息时代的深度认知需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错误信息传播与矫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信息需求倍增且极易形成"情绪共鸣",错误信息也得以借助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文章从(错误)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个体情绪对接受(错误及矫正)信息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矫正错误信息等几方面展开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公众主要通过来自主流媒体的官方渠道获取和传播疫情信息,社交媒体受到了年轻人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关注;个体情绪的确会对错误信息的接受产生影响,同时,简单驳斥对于情绪消极的个体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矫正信息类型,但事实陈述与因果解释则对情绪相对乐观的个体更为有效.因此,来自主流媒体的官方信息需增强对个体的关注,而来自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客观见解可使社交媒体成为官方信息的重要补充,慈善公益机构需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关爱.     

论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管理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行政格局,政府行政方式、科学判断形势、社会管理工作等各方面面临新挑战,同时也为政府提高公共管理能力提供新手段。新媒体时代,政府要转变观念,主动调整公共管理的方式和工作机制,更好履行公共管理职责;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重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要尊重市场理性,谨慎干预市场;要相信群众智慧,扩大公众参与;要树立法律信仰,推进依法治理。     

领导干部提升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策略浅析

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事物，是一把高悬于众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广大领导干部面对网络媒体，急需端正价值取向，转变观念意识，加强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党和政府要像建构、管理传统媒体那样促进网络媒体管理体系和网络秩序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5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和新媒介使用情况分别显著正向和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据此,应进一步转变传统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定位,规范新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内容导向,以构建有序循环的"政府—媒介—公众"对话体系,提升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效率。     

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和困境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公众、媒体多重关系中,新闻发言人有着多重角色,它既是政府的代言人,又是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更是媒体的主要政府信息源。在这多重角色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容易出现角色冲突及困境,如何真正和充分地发挥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特有作用,协调它与政府、公众、媒体的关系已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大众传媒对大学生社会化的作用

现代大众传媒一方面为大学生社会化获取社会信息,参与社会互动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途径和形式,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有利于社会角色的适应和履行,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社会化产生诸多的消极影响,需要政府部门,大众传媒,学校共同规制,为大学生社会化创新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

传媒具有情况沟通和意见联系的功能。一个社会的传媒功能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群体内部的传播与交流。而检测传媒功能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的动态平衡。传媒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受控于国家,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传声筒;另一方面,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以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的方式控制着社会,控制着民众,媒体时常都处于"双刃剑"的考验之下。一个称职的媒体必须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构筑一个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     

政府的 “造山运动”：有限政治与无限媒介

政府应当运用媒介的新闻资源、广告资源、评论资源以及无形资源进行执政，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政府的威望和执政公信力。媒介执政的方式有：及时发布最新消息、公开表达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传达具有时新性和变革性的政策、采取有影响的行动、设置一段时期内的主要议题和策划新闻发布会等。政府与媒介选择合作远远优于不作为或者强硬过激的行为。实现合作的唯一基础是各司其责条件下的彼此尊重与彼此诚实。当前需警惕媒介的公共领域角色异化。媒介秉承公正、客观的职业精神，有责任站在公众的立场监督政府，对执政者提出批评，代表公众对权力实施舆论监督。     

论传媒的文化构型力及其知识状态

在公共空间里,当代传媒致力于文化构型与知识重组的社会公共事务,人类的知识状态及其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传媒专注于现象与问题、话语与范式、民主与权力、消费与教育、身份与形象等文化构型的同时,也将对知识的构型变成了一种货币在流通领域的决策与投资,而且知识分子的传统权威形象、话语方式、教育方法与审美观点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有鉴于此,信息时代的传媒业、文化界与政府需重新审视包括文化决策与信息投资在内的传媒的文化构型力及其知识状态,以期正确发挥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文化构型力,建构更加先进的文化与知识状态。     

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工具性作用分析

手机媒体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方式。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手机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中的作用,通过对手机媒体的优势及政府发布信息的效用进行分析,证明了利用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可行性及重要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利用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一些潜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