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诗化展开: 战后台湾现代诗的生活美学

台湾现实主义诗潮于1970年代再次兴起,于诗坛外部而言是对当时台湾内外交困历史的反映,于诗坛内部而言,是对佶屈聱牙的现代主义诗风的反叛与纠偏.现实主义诗潮于台湾现代诗而言并不如现代主义诗潮"风起云涌",但作为一种潮流,却与现代主义一起成为战后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两个重要线索与路向,且在互相对抗与学习中绞合出台湾现代诗的诗美盛宴.站在百年新诗发展的结点回望战后台湾现实主义诗潮的群体构成,追索与日据时期新诗的历史渊源,挖掘梳理其诗学维度、 审美视域,以及在1980年代的变化等,或有助于窥探台湾现代诗在历史、 政治、 民族、 文化等影响下生长变动的轨迹.     

传统与现代:中国现代都市通俗文学的嬗变

中国现代都市通俗文学主要是在继承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完成自身改良的。它萌芽于20世纪初"十里洋场"的上海,清末民初逐渐定型,延续至40年代末。在艺术形式、思想内容上它自晚清开始出现了现代性意义的转型,反映了脱胎于传统又执着于现代指向的艰难嬗变。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从"逆流"到被"漠视"再到有限度地被"认可",现代通俗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历练终于找回了失落的"文学身分"。由于史学理论的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真正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通俗文学与抗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期开辟“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笔谈。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由多方专家学者就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和海外各文化机构、文艺派别、文学团体或人物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政策、文艺方向、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精神品格,以及抗战时期的小说、评论、戏剧、电影、报刊等方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见解。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和讨论。     

试论战后台湾的历史地位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二战后,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其后,台湾与大陆虽然由于内战而处于隔离状态,但就战后台湾历史地位来说,台湾与大陆一直处在同一祖国的怀抱之中,是祖国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那种所谓战后“台湾地位未定”、“两个中国”或台湾“游离于祖国之外”的说法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任何分离台湾的阴谋活动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通俗文学"研究总体性方法刍议

"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中文人创作的、供大众阅读消遣娱乐的、模式化的商品文学;"通俗文学"研究应当建立在"元理论"的基础之上,"通俗文学"总体性研究方法不仅要把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四个要素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总体结构特征.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     

战后台湾民间宗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在民间宗教成为专业性学科话语的半个世纪里,研究范式已是屡经更迭。就台湾民间宗教研究而言,它始终与外部的现实环境相交涉并随之变迁。战后初期,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1950年代起,政府权力开始在宗教领域申张;其二,1949年后,被称为"新兴宗教"的大陆民间教派开始传入,形成了台湾民间宗教蓬勃兴盛的局面。1970年代,由冈田谦所提出的"祭祀圈"理论被引入浊水、大溪两大区域的研究中,其后祭祀圈、信仰圈和村庄庙讨论盛极一时。1980年代后,民间教派和鸾堂成为新的议题。台湾的民间宗教及信仰问题长期未受到学界主流的重视,而这一领域的拓展仍有待于新的理论。     

通俗文学与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 ,是通俗文学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从我国历史看 ,通俗文学的兴起、发展与经济形态的趋于开放有密切联系。通俗文学作为文艺产品与商品 ,必然按照商品的供给、需求、竞争等市场原则 ,运作于生活领域之中 ,以供受众购买、消费。受到市场法则支配的通俗文学 ,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消费型文学。它不再是单纯的精神行为 ,而首先是一种价值交换行为 ,是作家、受众、出版商紧密配合 ,共同创造作品价值、形成文化市场的过程     

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对徐枕亚的否定与超越——兼论现代通俗文学的嬗变

曾在民初凭借《玉梨魂》名噪一时的徐枕亚不但没有得到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的认同和推崇,反而遭到了他们的否定和拒斥。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对小说叙事特征的凸显、对读者审美取向的迎合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徐枕亚文坛地位的变动密切相关。在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梳理这一现象,可以厘清通俗文学嬗变的历史轨辙——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正是在辩证否定徐枕亚其人其文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因素的扬弃和对新文学话语的接纳,赋予通俗文学以现代品格,确立起清晰的读者本位意识,使现代通俗文学在革新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     

论20世纪西方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

通俗文学长期以来被当作“亚文化”而不受学界的重视,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却是同源所生,渊远流传。进入20世纪以来,通俗文学更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曲折生动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等一系列独特的审美特征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迎合了文学市场的消费需求,使通俗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繁荣期。     

“首都居 大不易”——战后南京房荒问题考察

抗战胜利后,南京住房短缺、地价暴涨和房租腾贵现象日趋严重,给城市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房屋纠纷造成了军政人员与市民,以及房东与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普通市民居住质量堪虞。面对房荒,官方采取了投资兴建住宅、奖助市民自建住宅、管控房租和保护房客承租权等措施予以应对,但该市荒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缓解,城市社会矛盾也因居住两极分化而愈演愈烈。     

台湾学者与台湾研究

目前有许多地方和许多人都在研究台湾,台湾学者从各个学科的角度又是怎么研究台湾问题的?也许从台湾刊物的某一论文或某一位台湾学者的意见中,我们可能感觉不到台湾学者探讨台湾问题的特殊之处,但是我们若从宏面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台湾学者的台湾研究自有其观念表述的特定指谓、有其生存环境影响下的特定思想脉络、有其分析体系建构上的特殊形态。     

评台湾叶维廉的诗论

作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诗人、学者,叶维廉在从事诗歌创作时,还专注于诗文学理论的研究。从现象学到诠释学的运用,他不仅出入自如,而且能结合中国文学进行反思。他的"纯诗"、现代和后现代的诗论,在台湾诗坛具有广泛影响。     

文化研究与台湾批判知识分子的论述实践

文化研究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台湾重要的思潮和文化现象,它意味着台湾批判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一种介入当代现实的论述方式。在从"后现代左翼"到"民主左翼"的文化研究转型过程中,《岛屿边缘》和《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文学史书写中的通俗文学地位论辩

有关文学的观念,尽管莫衷一是,但崇尚文学经典却是中外文学的一个悠久的、勿庸置疑的传统。而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又与文学史的书写息息相关。通俗文学在文学、文学史的强大的"万有引力"之下,向来被认为"不是文学",一直难于以其应该拥有的正常姿态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在文学形态多样化已经成为事实的当下,我们对于通俗文学除了应该进行审美的观照之外,更应该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以见出其独有的价值。     

市民小说——沟通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桥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市民小说是一种反映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以广大市民为接受主体的小说。它跨越了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的界限,实现了雅俗之间卓有成效的整合,成为沟通二者之间的桥梁,这在张恨水、老舍、张爱玲、苏青、池莉等作家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     

战后中日关系论略

战后中日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冰封期、暖春期和后冷战时期。具有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双方关系伴随着徘徊和停滞逐步向前推进、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原则与两国间"政冷经热"现象三个明显特点。决定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主要有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和制约力量三类因素。它们最终决定今后的中日关系主要以良性发展模式向前推进,出现恶性倒退的可能性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