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中国古代吏治

前些时候从电视上收看到关于“婚前该不该进行财产公证”的讨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讨论中否定性意见似乎更得人心,更能引起讨论者情感的共鸣。理由是,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意味着从婚姻一开始就对夫妻感情持有怀疑态度,有损于对爱情的信心和忠诚;婚前财产公证是西方人的东西,西方人的个人财产观念重于感情观念,所以才有婚前财产公证的举动和法律,我们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和个人感情,不应有此一举。一言以蔽之,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婚前进行财产公证”之举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这种观点,我不禁生出一些遐想来。西方人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是否…     

论我国的婚前财产公证

婚前财产公证走进我国已有数十年了,一方面,它对于保障夫妻婚后家庭生活的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都无法真正接受它。那么,婚前财产公证在我国的状况如何?又应该如何冲破传统观念的桎梏去接受法律理性的保护呢?     

从中国古代监察机制看防范吏治腐败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保持吏治清廉的最重要措施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的监察机制有三大特点：一是单线垂直的领导体;二是高质量的监察人员;三是严格规范的监察制度。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对我们当代的监察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有一定可资借鉴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吏治

中国古代对以法治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不同于我们今天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法治,因为在其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本质上必然是人治。在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既要认真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与吏治的传统,又要消除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老传统,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五四"虽有偏激,但并不"全盘反传统".它主张科学民主,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用事"说

用事,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它出现在散文尤其是论说文中乃势所必然,出现在辞赋、骈文乃至诗歌中也很自然.不过诗以"吟咏性情"为主,故事太多,反而会滞碍"性情"的传达和理解,所以自晋宋起,中国诗论中围绕诗、词、曲能否用事和怎样用事展开了四次大讨论,从审美接受出发,总结出"僻事实用"、"隐事明使";"熟事虚用"、"明事隐使";"我来使事"、"勿为事使";"水中着盐,不露痕迹"等用事规律,至今仍有参考、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剧论中的"意境"说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境"理论自明代被运用于戏剧理论之中,它的发展,经过了"情景"论、"趣、韵"论和"境界"论三个阶段,并从最初表现为对戏曲作品的批评鉴赏上升为抽象的理论.这种理论,对于我们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戏剧的审美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甲骨文说到中国文化自信

正一、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2012年11月在十八大报告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政治概念。"三个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党中央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逐渐将"三个自信"发展为"四个自信",即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文化自信"。比如2014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从中国古代"官箴"论执政为民

中国古代的“官箴”中不乏进步合理的因素,许多箴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批判继承和发扬,其中的“民本观”对于我们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有十分宝贵的借鉴意义。古代“官箴”为我们树立“民本观”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阳光法案"--从收入申报政策到财产申报立法

财产申报制度(properties declaration system),是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喻为"阳光法案".作为一项肃贪治腐的利器的重要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完善.我国实施近10年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存在不少明显缺陷,并越来越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了.为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经常性监督,预防腐败事情的发生,现行的收入申报规定亟待规范化、法制化.必经之路有两条一是由收入申报扩展为主体更完整、范围更广泛的财产申报,二是将政策性文件上升为更为稳定、权威的财产申报法.     

从甲骨卜辞说到中国古代的“祲”“晕”观念

甲骨文字,依卜辞文例看,应当是名词。在卜辞记载里面,它与虹并见于天,应当和虹一样也是一种气象名称。这个字左半是示字别体,其右半一般释为殳,但殳的古义依《说文》来讲应当有杖和“积竹”两种解释。“积竹”就是后世所说的扫帚,殳与帚两者有相通之处。从殳之字亦可从帚。甲骨文中的这个字右半可以视为从帚。左右两旁相合,可以推测这个字就是“祲”字。至迟在周代,祲与晕就被视为一事。《周礼·春官》的相关记载可为明证。自秦汉以降,祲晕被完全视为妖异征兆,这是为王权观念的逐渐强化所决定的。     

论中国古代山水诗学中的"悦性说"

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     

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

在先秦至汉这一历史阶段内,中国的话语形态经历了由"语"到"说"的嬗变过程,"语"这种场所,是以西周时代以来的社会制度为依托的,可以说是一种"安定"的话语场所;与之相反,"说"的场所则不再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处于失去西周时期那种秩序的社会之中,要捕捉住心情多变的听者的心理,"说"的对谈就要磨练话语技巧.因此谈说者们为了吸引心情多变的听者们,在凝炼种种技巧的同时,其内容也更加丰富.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

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秦文化的社会基本组织,西周时期表现为以秦文化为主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春秋中晚期以后,出现了秦文化与不同文化传统和来源的人群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的现象;到战国晚期,不同来源的人群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中并埋入同一墓地,遂已成为一种由地缘关系维系的地缘组织。秦文化中处于统治集团的人群,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的束缚,出现了凭借个人的行为或能力而进入的特殊人群,开启了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统治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统治转变的进程。到战国晚期以至于秦统一后,进入统治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已经不是通过血缘关系,而是通过个人能力而获得这样的权力,从而使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变进程趋近完成。而维系社会基本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由血缘到地缘的转化,以及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从世袭到选贤的变化,则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向帝国转变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从男字士字的构造说到古代的重农

說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力于田也”。段玉裁曰:“农力于田,自王公以下,无非力田者”。呂氏春秋士容論:“古先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是故天子亲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見于国,以敎民尊地产也”。又开春論:“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当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織,所以見致民力也”。我們根据男字的构造及以上各說,可以証明古代凡生为男子的,无論貴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达到适当的年龄,便要担任耕田的职务,由此,可以想見我們的先民对于农业,是何等的重視。按士字与土字,初本一字。其后乃短其下画以示与土分別耳。先秦古籍,士与土通用。这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德学才识"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论

在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文化模式和表情达意的文学倾向中,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心灵素质一直受到关注。中明以后启蒙思潮的勃兴和个性意识的伸张,孕育、催生了一系列完整意义的创作主体说。综合而言,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论讨论得最多的是作家的“德”、“学”、“才”、“识”及其相互关系。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强烈的表意特征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     

中国古代养生观说略

“天人相合”是我国古代养生观的理论基础。先秦道家为“清虚派”,倡清静虚无,合于混沌。先秦儒家、医家为“运动派”,倡顺天而动、宣畅气血。汉人以人体比附天道,确立人体小宇宙观。刘安、王充、魏伯阳承“清虚派”,倡静反动,建立“逆从阴阳”的“生命逆向演化说”。董仲舒、荀悦、华佗则倡导运动宣通,建立“顺从阴阳”的“顺天尽寿说”。晋嵇康首合动静之论,唐孙思邈倡动静相宜,宋陈抟《太极图》将“生命逆向演化说”具体化、程序化。静中有动的古代行气术结晶——内丹大小周天行气法和动中有静的古代导引术结晶——太极拳,则是上述理论综合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

古人论文以“气”。这种文气说,既不简单地等同于文章的气势,也不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的禀性、才气,它有丰富而具体的内涵,是散文领域里一个与诗歌的意境说平行的美学范畴。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第一个赋于“气”以美学意义的是曹丕,他把“气”与“文”联系起来,提出了“文以气为主”。以“气”论“文”,可以说是建安时代重视作家个性特征的时代精神在文学理论上的一种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建安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气之     

中国古代咏物诗形神说刍议

诗歌创作有形似与神似之说,只是咏物诗得以发展以后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本文讨论范围,仅限于中国古代部分写景状物诗歌.诗歌创作有一个由言志,到言情,到咏物的不断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