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郭象玄学的生态意蕴

郭象的万物独化自性说,消解了主宰万物的宇宙本体,赋予万物以独立、平等的地位,同时他注意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因相成,重视人与物之间和谐关系的建构。郭象玄学中所蕴涵的生态哲理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所启发,但对其所存在的消极因素应加以分辨。     

郭象玄学与山水诗之兴起

郭象玄学物各自造将本体与现象统一于物,使得人们摆脱了形而上的运思困扰,物物无碍、事事无碍的自由兴现成为可能,山水景物为物象之自然已然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之中。郭象玄学高标放浪形骸、情寄八方,将士大夫从繁琐的经学束缚中彻底释放出来,带来了个性主义的高扬,士人的山水游赏、朝隐一时蔚然成风,为山水诗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水诗的兴起得益于山水摆脱功利的审美目的之后与个体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契合,而郭象玄学无疑从这两层方面完满地勾画出了山水诗之所以兴起的文化轮廓。     

贾宝玉与魏晋风度

本文试图从贾宝玉与魏晋风度这一视点来揭示两者之间内在的精神文化联系,主要分析了贾宝玉的鄙弃琐屑的事务、外在的功名,多情、痴情,率真任性等性格特点,并揭示出其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魏晋风度类型论

魏晋是一个解放的时代,魏晋风度也就是一种解放的风度：饮酒服食,炼丹寻仙,华彩词章,游走书法,言行举止,……都展示出新的风貌。这些汉帝国时期的规矩经生不愿说、不敢说、不愿做、不敢做的,他们说了、做了,并且真正地凝定在了历史的时空中,铸成了一座永恒的历史...     

魏晋世族女性行止中的玄学意蕴

魏晋时期,在妇教衰败、儒学不振的社会背景下,受民间私学之教和当朝清谈风气影响,世族女性纷纷任情而动,率性而行,展现出这一时期女性的独特风采.这种渴望自由、寻求真我的精神不仅是中国女性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急先锋,在当代也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论魏晋风度与琴及音乐之关系

在传统文化中,士人的四艺（琴、棋、书、画）生活,形成了士人爱琴、尊琴的民族特有心态,琴的文化概念不知不觉已深深嵌入士人灵魂深处;而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又形成了琴所象征的悲剧人格。琴与魏晋士人悲剧人格的契合是历史的,是偶然而又必然的双向选择。在一个虚假、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魏晋士人挟琴独行,远离凡俗,守护着独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着生命的“大道”。可以说,魏晋的审美精神是音乐的,更是琴的     

“魏晋风度”与求仙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彻底更全面。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新局面,其中求仙主题就是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主题。就当时政治、社会局势来看,求仙成为文人挣脱精神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途径。从疑仙到求仙,文人经过了心灵的洗礼,创作灵感更是与宗教紧密联系,求仙主题的出现为后代隐逸主题和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和发展作了铺垫。     

逍遥与政治——郭象玄学与两晋审美趣味

人性论是郭象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他重置和深化了人性的基本内涵,将仁义、潜能等因素纳入人性之中,并作性情之辨,否定放纵情欲的行为,并据此改写了庄子的逍遥观,提倡适性逍遥。郭象的人性论充分体现了他对西晋士族风尚的反思和批判,激扬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的适性逍遥观念在东晋时期获得了实践的空间,东晋门阀政治与郭象的政治理念相吻合,促进了士族心态的转变,为郭象玄学在政治和人生层面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郭象玄学为东晋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论郭象玄学的“自然”概念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

郭象认为,在没有人为作用条件下,每个事物的本性都会自然实现,世界将会和谐完美。《文心雕龙》中频繁出现＂自然＂概念,也正是强调要按文章（文学）的自然本性来认识文章（文学）、来从事创作。在刘勰看来,无论是自然界的事物,还是人类社会的事物,都有其自然本性,人们只要任其本性之自然发展,不做违反事物自性的（即人为的）事情,事物就能达到完美的境地。刘勰的自然概念深受郭象的自然概念的影响。     

悠远的回响:魏晋风度与新生代作家

新生代作家以与传统断裂的姿态立于文坛,其实他们叛逆文学秩序的姿态,欲望化的自由书写,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对小说美学的自觉追求等方面与"魏晋风度"时期的狂狷任诞、摇荡性情、越名任心、文的自觉等审美特质有着精神命脉的契合与绵延性。     

阮咸:一个才情卓异、行为骇俗的魏晋风度的个案

阮咸是竹林七贤中名声最小的一位,他与王戎一样,亦属于晚辈,所以较少有人注意.在不同流俗、特出卓异、放诞不守礼法上,他与其他几位具有共同的特征.然而他的率性任诞、放荡不羁亦具有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一)借从俗而反俗;(二)蔑视世俗礼法;(三)嗜酒放狂;(四)本然坚实的道家精神内核.他在音乐上亦有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精于弹奏琵琶;(二)精于音律的品鉴;(三)以其名命名了乐器"阮咸";(四)史载亦有作品传世.     

郭象对庄子逍遥义的改造

庄子尊天为至高权威,以达致天之无待境界为逍遥,在他看来,逍遥始终处于天的权威体系中,唯天乃为逍遥,舍此无可言逍遥。而郭象却从万物自生而独化的认知观念出发,主张万物各尽其性分即可达致逍遥,从而否定了其中统一权威体系的存在,最终实现了对庄子逍遥思想的改造。是否存在应当服从的统一权威,是两种逍遥观念的根本分异点。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死生契阔的生命完满:魏晋审美文化散论

中国文化是重“生”的文化 ,整个文化体系中对于“生”的热衷与长生不老的渴望 ,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到了魏晋时代 ,随着当时人们个性意识的不断强化、审美意识的不断深化 ,以及玄学思辨体系的确立 ,人们对有限的生命形体和无限的生命底蕴进行深入思索。这种思索具象地表现于生命形态的体认 ,便是由延长生命的长度转向了增加生命的密度 ;表现于生命哲学 ,便是由“生”向“死”的转化 ,而从形上的角度看 ,“死”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与思考 ,因此正是这种转化 ,促成了魏晋审美文化的最终转型     

神韵超迈的艺术之美——魏晋审美文化论

魏晋玄学通过有无、形神等的讨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区分了现象与本体、外在与内在、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不仅形成了新的美学范畴,而且将有限与无限同人生问题联系起来,就找到了建构美学体系的立足点,使美学超越了对日常生活现象的具象分析,具有了严密的理论性和深刻的思辨性。表现于具体的艺术,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一大批独特的艺术家群体,进行多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同时还在理论上不断进行总结与提升,从而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因之也就形成了魏晋审美文化的独特风貌。     

庄子、郭象圣人观之比较

庄子的圣人观否定社会现实,认为"圣人"是超越现实、还朴归淳,具有最高人格的方外之人,他强调的是对原始自然的遵循和效仿,追求的是配天地之德的至高境界。郭象的圣人观肯定社会现实,无意于彰显圣人的神性和超越,而着意于圣人与世无刃、与百姓无隙的闲恰与自得,他强调圣人要无心以临天下,既内具圣人之德,遗世离俗,又外施王者之政,涉世入俗。庄、郭圣人观的不同,体现了二者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魏晋时期援儒入道、以道释儒、儒道会通的学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