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拾零

农村计划生育要形成自我约束新机制。北京经济学院的魏津生副教授在记者采访中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目前农村把一个孩子养育成人每年只需120元,加上现行农村改革实质鼓励农民多要孩子,因此计划生育在农村推行不顺利。所谓“自我约束新机制”包括一是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社会经济价值;二是提高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以对农民家庭生育需求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少生优生。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皖北皖南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利用“皖北皖南生育水平差异比较研究”项目第一阶段调查资料 ,对安徽省南北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 ,认为皖北皖南农民生育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生育水平的高低是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影响农民生育行为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社会、文化和计划生育是影响农村家庭生育行为 ,进而制约生育水平的四大重要因素。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生育水平不代表我国农村社会生育意愿已经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因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受到社会和家庭多种因素的影响。借助莱宾斯坦孩子"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农村妇女边际孩子的选择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偏好、孩子的经济成本以及抵御家庭风险、扩大家庭规模的效用在影响妇女生育意愿中起着较为明显的作用。了解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建设先进生育文化有重要意义。     

降低孩子效用与降低农村生育率

自农村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人口控制和经济改革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口控制的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近两年来,理论界有人提出用孩子成本一效用说,来作为适应改革的控制生育的经济对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改革大潮和商品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新形势下,要卓有成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必须适应变化了情况,弄清并理顺生育行为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注意从利益导向上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少生少育,而同时采取提高孩子成本和降低孩子效益的措施,则可以刺激农民从观念上改变传统的家庭生育决     

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再生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低生育率时代,制定降低养育成本的公共政策要充分考虑家庭生育特征的重大变化。目前,生育一孩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孩的养育经历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多重家庭均衡理论分析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的差异,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解析当前我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一孩母亲再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女性肩负的养育成本责任增多,母亲在承担着照料孩子主要角色的同时分担着传统家庭中由父亲独自承担的养育经济成本,此外还要担负养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新时代家庭养育分担模式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更多女性期望在家庭与职业间寻找新的平衡。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经济支持对再生育并不完全起到消极影响,有较高收入能力和良好工作保障的一孩母亲是再生育的潜在群体,对生育构成阻碍的是伴随女性经济成本承担出现的机会成本压力。丈夫在养育照料上的平等分担对女性再生育没有起到十分显著的影响,预示着性别平等理念还未彻底渗透于养育家庭内部。祖辈照料是转移女性照料负担,促进生育行为的积极力量,但因老人身体不佳导致的隔代支持缺乏正逐渐成为再生育家庭的困扰。     

家庭生育选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认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决策权分散在社会各个家庭单位,家庭选择孩子数量与质量。家庭生育孩子是由孩子报酬(包括非货币报酬与货币报酬)和成本差额确定的,家庭生育孩子遵循一系列经济选择过程,并对这些选择过程展开经济学分析。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对生育选择行为的各个变量施加影响,使得家庭自动实施优生优育知识,达到合意的人口增长率。     

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抑制了“两孩”生育行为吗？——基于CFPS农村家庭跟踪数据

本文采用2012-2018年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分析“两孩”政策下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对家庭两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府扶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我国中西部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呈现上升趋势,“两孩”生育行为从2018年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农村家庭智力资本中的教育和工作技能智力资本对“两孩”生育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农村家庭智力资本的上升是“两孩”生育行为下降的重要原因。政府总扶持强度存在同向的调节效应,即政府扶持强度越高,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提升对两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说明通过政府补助激励农村家庭生育率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加剧两孩的低生育率。     

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

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将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拓展到家庭以外 ,分析孩子在家庭内的成本效用及社会总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揭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与社会期望生育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认为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机制在于政策的执行改变了家庭内孩子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 ,从而有效地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我国城乡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

家庭生育经济决策,实际上是通过对孩子预期净效用(即预期效用减成本)的评估,决定是继续生育还是终止生育,是多生育还是少生育,是选择孩子的数量还是孩子的质量。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家庭生育决策也会随之变化,这就是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大体上,家庭生育决策的经济效应主要有以下几种:     

“三结合”的发展与农民传统生育观的转变

众所周知 ,生育行为是受生育意愿的影响 ,而中国农民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计划生育“三结合”作为以利益导向为特点的新型人口控制的工作模式 ,其运行带来一个极好的“附属效应” ,即加快了农民生育观转变的进程。因此本文意在分析“三结合”的深化发展对促进农民传统生育观转变的作用。一、农民传统生育观及转变的条件生育动机源于生育需求 ,生育需求又受生育观念 (也称生育文化 )的影响。中国农民传统的生育观是传统经济和传统社会的文化体现 ,受家庭文化和村落文化的影响。家 (族 )文化注解着农民生育最原本意义 ,村…     

成本-效用视角下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徐州市单独家庭的调查

随着我国"单独二胎"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和完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抉择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设计出"孩子成本量表"和"孩子效用量表"对徐州市单独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并基于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对影响二孩生育意愿抉择的主要成本因子和主要效用因子进行研究。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孩子成本"和"孩子效用"的主要因子进行提炼,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因子进行验证,最终发现经济因素占主体,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仍然表现显著。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浙江实际的理论分析

家庭的生育决策选择取决于边际孩子预期成本与效益比较,通过利益调节,有效降低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成本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的孩子效益和计划外生育家庭的孩子成本,达到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目的。本文结合浙江省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实际,对利益导向的理论、改革、实践、问题与启示进行比较深入的阐发。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计划生育“三结合”对农村家庭生育观念转变的影响

“三结合”计生工作模式的创立 ,从影响人们观念转变的因素出发 ,以家庭为结合点 ,建立人口控制的家庭利益引导机制 ,通过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的作用 ,达到引导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目的。“三结合”活动的开展 ,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 ,从扶贫致富、提高农村妇女素质、提供生殖保健服务、帮助农民掌握生产技能、增加农民发展机会、传播节育知识等多个方面 ,引导农民生育观念转变。“三结合”活动对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农村经济改革与计划生育

我国农村经过五年多成功的改革,迎来了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农民的生育观、生育行为已经和将要产生什么影响?目前的看法不太一致。有人认为,“农民富了,计划生育难搞了”,也有人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将直接导致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对辽宁省的一些县、乡进行了调查,现提供我们的一些看法,以便大家讨论。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