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上梁文考论

上梁文发轫于南北朝，唐末初具规模，两宋时趋于定型，宋以后的上梁文一直延续宋代的规格样式，以承袭为主。宋代是上梁文最为繁盛发达的时期，作品最多、艺术成就最高。本文考证了上梁文的来历，其文体的轨范形制，分析了宋代最有代表性的上梁文作家作品，并对宋代上梁文之历史价值与地位作出客观评价。     

宋代上梁文初探

上梁文是一种施用于建筑物"上梁"仪式的实用性文体。上梁文首见于北朝温子升,唐五代主要流行于敦煌民间民俗中,北宋前期,经王禹、杨亿等人改造,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章类型。早期上梁文大多具有模式化倾向,苏轼贬放惠州期间写作的《白鹤新居上梁文》,使上梁文的精神实质发生了重大转型。自此以后,上梁文的写作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倾向,成为南宋文人抒情写意、言志言趣的重要载体。     

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近代转型意义——兼及"新文体"散文的传统渊源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创作和观念在近代散文的发展转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转型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设定了与古代散文截然不同的读者群体,从而改变了在古代散文创作中具有强烈参照作用的读者期待视野,由此触发了散文文学活动的整体变革;第二,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的确立;第三,清晰地体现出了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向现代文学散文创作的渐变轨迹。     

招隐与遁世——"七"体和"设论"交映下的东汉文人心态

东汉文坛上,"七"体和"设论"是创作很兴盛的两类文体,但这两类文体的主题倾向却是相反的."七"体自西汉枚乘创立,到东汉时主题已经变为招隐;"设论"自西汉东方朔创立,到东汉时主题日趋遁世.这两类文体创作的兴盛,显示了东汉文人思想上的矛盾性,这是由东汉国力的强盛和儒学的发达引起的.     

韩愈对高丽朝文人林椿"记体文"创作的影响研究

林椿是朝鲜半岛古代较早在"记体文"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作家.林椿的"记体文"创作一方面明显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包括谋篇布局、语言技巧、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韩愈"记体文"的痕迹,另一方面在句式、句法等方面又与韩愈有所不同,表现出了林椿选择性接受的倾向.通过韩愈与林椿在"记体文"创作方面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韩愈在朝鲜半岛古代"记体文"创作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记体文"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情况.     

论宋型文化视阈下的宋代文体学

通过文化学视角观照宋代文体学,指出成熟繁荣、融会贯通的宋型文化对宋代文体格局的深刻影响,并从语言、雅俗和古今之变三方面,进一步论证文化和文体的关联,探讨两宋文体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把宋代文体学放到整个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审视,将其定位为古代文体学演进中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关时期.在宋型文化的会通语境和创新意识下,两宋文备众体,诸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故宋代成为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擒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吏载徐摘"文体既刚,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官体",非官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度体"可知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摘"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摛"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搞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论"元和体"的文学思想

"元和体"是指唐代元和、长庆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以唱和为主的长篇律诗和以言情为主的"小碎篇章"."元和体"创作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是诗歌内容由普适性向感受性转移,诗歌功能由讽谕教化向审美娱乐转移,诗歌书写由歌唱向描摹转移,诗歌语言由典雅向通俗转移."元和体"文学思想的形成是元和时期"尚怪"的世风、文人仕途的坎坷以及言情文学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之一)

《外家别业上梁文》是元遗山(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所谓上梁文,是从六朝时出现并沿用下来的骈体应用文,本是在兴建宫室、择吉上梁时由工匠诵读的颂祝性文字。但元遗山此文却并非单为安居祈福,其主要内容系追述他在汴梁围城中与金朝叛将崔立建功德碑一事的关涉,为自己辩白雪谤。元遗山因与崔立碑事     

中国古代文体命名与释名中的"因情立体"

"因情立体"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重要特征.就文体命名而言,为数众多的"心"部字与说明行为的"言""口"部字、指示载体的"竹""木""糸""石"部字,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命名的三个主要来源.以文体释名观之,人之喜怒哀乐皆可成为诗、骚、哀、诔、辞、吟、操、曲等特定文体生成的情感动力.考虑到"体"在"体制"以外另有"体势"与"体貌"之义,"情"亦有一时情感与长久性情之分,还可借由"情"与"体"的同异离合,重审传统文化及文论中的"体有万殊"与"情有多端"、"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自骋骥騄"与"鲜能备善"、"文如其人"与"心声心画总失真"等经典论题.     

宋代程文互通与“破体为文”

宋代科场的程文互通现象极为普遍，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据之以去取的科目往往对其它科目形成强大辐射性影响，使得其它科目产生与主导科目趋同的情况。同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文体对科场以外的文体也形成强大的影响，如北宋前中期，赋的手法在古文、词体中的化用，北宋中后期议论的手法在诗文中的扩张，都是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破体为文现象，无论是内容之破如苏轼之以诗为词，还是形式之破如柳永、周邦彦之以赋为词，我们都可以从科场训练所造就的功底与科场文体间的互通互用里找到依据。以“破体为文”现象观之，科场命题的内容和科举取士的价值取向，从根基上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主题；科场训练所造就的思维定势则规定了宋代文学表现的方式，科场衡文的标准衍化为宋诗文的审美追求，而科场文章矜胜特性所造就的宋人好新求奇，追求卓越的文化性格则强化了破体为文的主体能动性。     

梁启超与20世纪初年新体传记的兴盛

20世纪第一个10年,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趣创作了近百万言的传记作品,几乎涵盖了古今中外新旧传记的各种类型;其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新体评传体式,成为"新文体"家族中社会影响和创作数量仅次于政论的重要品种,构成了"文界革命"创作实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引领了新体传记文创作的时代潮流,带起了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传记文学鼎盛的时代。梁启超的新式评传,具备了"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等文体语体特征,尤以议论精警和激情澎湃著称,以"悲壮淋漓之笔"达"维新吾民"之旨。在20世纪初年革命派阵营的传记文作家中,柳亚子和刘师培创作成绩突出,且标示着两种不同的传记文写作范型与趋向。柳亚子的传记文可视为梁氏新体传记文的普及版,刘师培的传记文采用白话语体,文体形式上亦属于源自西洋的评传体,标示着白话评传的新方向。     

论建国初原国统区作家的创作转型

建国初许多来自国统区的知名作家为创作的转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其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所谓创作转型主要表现在 :创作题材上由知识分子生活转向了工农兵生活 ;创作文体上从批判转向歌颂 ;创作方法上从传统现实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论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与具体方式

所有的文体“本同末异”,故客观上本有可通融性；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文体辨析不期然而然地为文体浑融做好了准备；文体浑融具有自主性、契合性、不对等性及排异性等特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体融合的基本规律。文体融合也可称“文体互文”。中国古代文体互文的具体方式约有六种：构思性互文；表现模式互文；讲说口吻互文；语言体式互文；风格互文；体裁、体类互文。这六种互文方式也不绝缘，相反，文体互文或文体融合常常是多种方式共存并行、综合性施加的。     

论欧阳修以史笔为碑志的成就

在中国碑志文学发展史上,欧阳修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并既有丰富的碑志文创作实践,又有独到的碑志文创作观念。他继承传统的铭文观,认为碑志文的文体职能在于纪德昭烈、传名久远,与史传的文体职能相近,并主张运用史家的叙事笔法创作碑志文以实现碑志文叙事的简要,为后世树立了以史笔为碑志的典范。     

宋代音乐转型及其特征探析--兼论宋代市民音乐的典型形态

宋代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转型期。宋代音乐的转型以民间俗乐的繁荣发展为显著特征,开启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由宫廷乐舞占主流向市民俗乐为大宗的转变。宋代音乐文化的这一转型以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革为动因;以音乐性质和形式的世俗化转换为内在质态,以音乐表现功能、活动场所与参与对象等的变化为外在表征。宋代市民音乐的典型形态———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发展变化,是宋代音乐文化转型中最直观、最鲜明的表现。     

论中古文体的扩张、互动及非常态化

文体扩张,有时是越界去做其他文体应该做的事,造成了某些文体的非常态化形式,即文体由此学科向彼学科的移植性扩张;如文学文体进入哲学,形成玄言赋、玄言诗之类;又如文学文体进入史学,构成史述赞之类。文体扩张,或者是文体的某些特质向诸文体的扩张,如"宫体"的题材由诗蔓延到众文体之类;又如"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类文体的用典向诗歌的扩张,而诗歌音律运用向其他文体的扩张。文体扩张,又有文体某部分扩张导致新文体产生,如对问中"臣闻"格式的扩张膨胀构成了"连珠体",又如诗歌本是叙事的某一环节,扩张就使自己独立出来。各文体扩张而互不相让并各有所得,这就成为文体互动,即文体间运用了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如中古时期"以诗为赋"、"以赋为诗"以及骚、赋不分等情况。这些情况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文体扩张的原动力展示了"文"脱离实用性的愿望,展示了"以能文为本"的力量,体现了中古文风对"新变"的追求。但文体的过度扩张,也会有弊病,如诗"缘情"的膨胀而妨害诗歌文体的叙事、说理功能,而泯灭文体界限而产生奇异作品,或"体兼众制,文备多方"又使文体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     

宋代文学转型及其根源探析

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转型时期。新文体不断兴起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移。两宋商业文化力量的崛起 ,是引发文学转型发生的文化根源 ,也是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