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孔子删诗说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之说,自唐代孔颖达开始怀疑之后,日趋否定,如郑樵、朱熹、赵翼、崔述、魏源等,皆否认孔子删诗之说。当代研究《诗经》者,几乎都认为孔子没有删诗,否定孔子删诗之说似成公论。依据有三:一是根据《左传》季札到鲁国观乐时孔子才八岁,而季札听到的诗歌分类及先后顺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以此论定孔子不曾删诗。二是根据《论语》,孔子自己说过《诗三百》,因而认为在孔子之前已有定型的《诗三百》。三是根据逸诗少。我们认为《左传》的记载不可信,《论语》中有删诗之证,逸诗少符合规律,《诗三百》成书于孔子四十六岁之后。     

孔子与今本《诗经》关系再认识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尚未能为"孔子删《诗》"论提供实证,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难以证明孔子删过组诗《周公之琴舞》。《诗经》作为承载着殷、周"雅言"文化的王官教本,符合周王朝的礼义标准,是孔子不会大删《诗经》之诗的思想基础。《诗经》经过春秋时期大为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传播之后,生成了较为稳定的文本形态,孔子不会标新立异、自行己意而将它大加删汰。此外,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与司马迁笔下删《诗》的孔子形象不符,而符合孔子形象的是"述而不作"。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

“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重大公案.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和出土文献的利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文献中的“诗三百”非实指其数,而是极言其多的一个“成语”.《国语》载《商颂》十二篇可证两周之际所存诗篇数目远非今比.一般认为,孔子整理《诗经》在其晚年,然据《孔子世家》,孔子47岁时已开始修订诗书.近年出土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诗经》类文献的公布,促使人们对历史上“逸诗”问题重新考虑.刘向校书时,以“中秘书”三百余篇去重留存今本三十二篇,从方法与数量上皆与孔子删诗相类.     

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几点补充意见

孔丘(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也是最早实行分科教学的人①。但是,有关孔丘“删诗”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最早提出孔丘“删诗”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自司马迁孔丘“删诗”之说一出,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赞成孔丘“删诗”的,可以班固、王(辶免)、刘知几等人为代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孔丘“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     

司马迁《诗》学体系试析

司马迁的《诗》学观大致基于汉儒“诗言志”说,但又融汇了自己的身世遭遇。他的《诗》史观,主要坚持“孔子删诗说,”但亦不完全否认流行于先秦的“献诗说”。在对《诗》的使用方面,主要承绪先秦“赋诗言志”和“诗载史”传统,又颇多形式创新。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简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从黄帝、荤粥说到夏与淳维

从黄帝、荤粥说到夏与淳维舒顺华司马迁撰修中国从远古以至汉武帝时的历史，不从孔子删订的《尚书》始自尧、舜①，而依《孔子家语》、《大戴礼记》以黄帝、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省略“三皇”②，历述“黄帝以来，至太初（汉武帝年号）而讫”③，的确是经过一番反...     

孔子删修《周易》试探

《周易》是否经过孔子删修?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国学术界有所争论。我认为今本《周易》是经过孔子删修的,这与《周易》的哲学思想当有关系。现把我试探所得的提出请同志们指教。一怎见得《周易》经过孔子的删修孔子年老回鲁后,要在文化上做些工作,就是司马迁说的“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下引迁说同),那是要把《诗》、《书》、《礼》、《乐》、《易》、《春秋》凑成六部书,孔子认为是行王道的六件法宝。《诗》、《书》都经过他删定,《礼》、《乐》经过他厘定,《春秋》是拿《鲁春秋》另行改造,这五件他都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

孔子删《诗》说源于《史记·孔子世家》 ,历经数百年后至唐代孔颖达提出质疑 ,孔认为孔子无删《诗》事 ,嗣后两说并立纷争了一千多年。在 2 0世纪的百年中 ,两说衍化成四派 :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及不置可否说。在经过对孔子删《诗》说自原创至今的两千多年的源流衍变进行学理性追问之后 ,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 ,应该诸说并存 ,而原创的删《诗》说仍占主流话语地位     

孔子删诗编诗的主导思想和贡献

孔子删诗编诗的问题,有不少的人是持否定的态度的。我看否定者也多是推测,并无根据。考究古代一些重要文献,孔子删诗编诗(当然包括孔门弟子),该是毋庸怀疑的。他这项业绩,功劳很大,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朽的,所以,郭沫若在他的《简单地谈谈<诗经>》的一篇短文中也说:“……搜集了这些作品,把它们保存了下来,要算是先秦儒家的一项功绩。搜集成书的年代,是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孔子删诗,……也不一定就是孔子一个人。……”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孔子论《诗》与鲁迅论《诗》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阐释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孔子与鲁迅论《诗》的理由是: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自汉代之后,《诗》被尊为《诗经》,是不能被随便解释的,因而在近现代之前,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并没有打破孔子论《诗》的范式。而鲁迅论《诗》则打破了孔子论《诗》的范式,而开创了现代的新范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论《诗》对于现代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孔子论《诗》即使对于“反孔”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正解新探－兼评诗序与朱熹淫诗说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后世大儒及其从者皆以经学解读《诗经》,故有美刺之说、邪正之辨、主次之别。其实孔子是站在仁政的立场,以王道与人性的观点甄选和评价《诗经》的。     

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

20世纪出土文献中存有大量与<诗经>相关的材料,能够深化<诗经>研究.结合丰富的简帛文献,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进行考查,<关雎>诗旨的阐释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又复归于简的过程,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之说也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