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兼论孙中山、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

黄兴对国内政敌袁世凯的战略决定了他的对日策略。坚决反袁时 ,即利用日本与袁世凯的矛盾 ,积极争取日本对其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不急于反袁或不反袁时 ,则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而日本亦是根据各时期或各事件中的对袁政策如何 ,决定对黄政策。需要与袁改善关系或保持一定关系时 ,即不支持黄兴反袁 ;需要反袁时 ,则利用黄兴 ,并给予一定的援助。双方在采取针对对方的政策和策略时都是以各自对袁的战略与策略为前提。这是辛亥革命以来黄兴与日本关系的一种规律。而孙中山始终把反袁的革命任务放在革命战略的首位。因此 ,他始终争取日本对反袁斗争的支持和援助 ,孙黄对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于对袁战略的差异。     

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论民初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袁世凯和地方实力派在处理双方的关系时均表现出两面性特点。袁世凯利用地方实力派的依附与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担心地方实力派壮大而经常限制他们的发展。地方实力派则始终将袁世凯作为谋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当袁势力强大统治稳定时,他们竭力奉承与巴结袁,当袁之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纷纷反袁。袁世凯专制集权统治的建立与潜在的不稳定性是与地方势力派的依附与反对密切相关的。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唐绍仪传》评介

唐绍仪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少年时代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被撤回国后经过各种波折进入仕途。在朝鲜16年,成为袁世凯在朝鲜、北洋乃至进入中央后的重要部属。辛亥革命以后,他从代表袁氏与南方军民代表和谈,至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随后与袁世凯分手,反袁、护法,无役不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唐绍仪的政治动向,仍为舆论所重视,以迄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日本侵华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终被军统特务所刺杀。对于这样一位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不论其功过是非,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是,在唐绍仪死后的60多年里,尽管他的名字在相关论著中不断中被提到,…     

辛亥革命与云贵讨袁斗争

1915年11月12日,国贼袁世凯就皇帝位,改中华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反袁,兵力不过三千,粮饷不足两月,地处边远的云南,由于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使袁世凯手足无措,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死去了。     

两宫崩逝后康梁反对袁世凯活动述论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元孙中山黄兴心态比较研究

本文在于通过考察孙中山和黄兴关于民元共和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挖掘其推进民初中国近代化的潜在意识,揭示其所以与袁世凯合作、热诚维护民元政局的心理归因。 从众感:拥袁以稳固民国 从众感,是孙中山和黄兴在“非袁不可”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于军事态势、政治力量整合等利弊得失的权衡之中,逐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产生的适应社会心理要求和现实需要的拥袁信念与行为。这种从众意识显然缺乏对袁世凯认知的基础。“和平收革命之功”与“早巩国基”即是其拥袁的主要心理归因。 应该指出,孙中山、黄兴的让位,受制于当时深刻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氛围:当武汉还在激战的时候,弥漫着全国的总统非袁莫属的舆论声浪,逐渐促成了国人“非袁不可”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已经完全不以孙黄及其革命党人的意志为     

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

唐绍仪集团多数生长在沿海，接触洋务较早，在洋务方面有不少贡献。唐绍仪本人，留学美国，与袁世凯为密友，曾担任总理。后与袁政见不同，转而拥护孙中山，参加反袁护国。后又不同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唐绍仪一生多变．很值得认真研究。     

袁世凯政府的币制改革与“京钞风潮”

出于种种目的,袁世凯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向中国建立初步近代金融体系的方向上有所迈进。然而,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的反动政治行为引发了“京钞风潮”,不仅打断了币制改革的进程,而且造成金融市场的狂澜迭起。社会因此而发生巨大动荡,最后也构成了袁世凯政府覆灭的重要原因。同时,“京钞风潮”并未随袁世凯之死而停息,由此引起的财政金融问题,又延续了数年之久。中行因在平息“京钞风潮”中功不可没,使之作为国家银行的地位更加巩固,难以动摇。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恩怨

黎元洪与同盟会毫无渊源,对年轻气盛的革命党人耿耿于怀,于是,就和袁世凯合作,与革命派对抗,对袁的支持甚大。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袁与黎又产生了分歧,总体上,仍然恩大于怨。     

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

本文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所以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除由于他们本身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缺点外,当时共和制度和共和政治的非资本主义倾向,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没有成为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过程中的心理和表现,反映出本世纪中国历史的某些重要特点,也包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曲折。     

汤芗铭在湘统治与湖南人民的反抗斗争

1913年8月13日,湖南都督谭延闿发表取消独立布告,湖南二次革命失败了。随着长江中下游反袁战争的结束,袁世凯用武力统一了南方。袁为了控制湖南,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随后又免谭延闿之职,正式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自此,开始了汤氏对湘省的统治。汤芗铭(1880—1975)字铸新,湖北浠水县人。早年入福建船政学堂,后到法国学习海     

试论“二次革命”期间黔、桂、滇的革命斗争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希望重新夺回已经失掉的辛亥革命成果。过去,学术界多以为二次革命始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江西湖口举兵,中经黄兴在南京、柏文蔚在安徽、陈其美在淞沪举兵,广东、福建、湖南讨袁军之继起,而结束于同年九月十二日熊克武在重庆起义的失败。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二次革命期间,在西南贵州、广西、云南所爆发的由革命派领导的反袁斗争。笔者认为,这些地方的革命斗争,是二次革命的组成部分,了解黔、桂、滇地区的反袁斗争,是研究二次革命不可或缺的。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

<正>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日益露骨的反对民主革命的勾当,他的随机应变并妄图“左右天下”的阴谋权术,他和进步党投靠袁世凯并被袁世凯遗弃的可耻命运,以及后来从拥袁转向反袁,都不是他个人流质多变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全部言行进退,不过是把他推向历史前台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意愿的反映。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的“八字方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虽然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但由于他与封建主义深厚的血缘关系,“忠君之念”却“久而愈挚”,甘愿“冒白刃之危”,拚死保皇,破坏革命。武昌起义后的月余时间内,清王朝在死亡中挣扎。身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不能一瞑不视”,决心“躬赴前敌”,准备乘南北局势混乱之机,北上大连、奉天,企图利用袁世凯尚未控制     

洪宪时梁士诒密电签名是他人所为

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登场时,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等十人曾经向全国各省将军、巡抚先后发出一批密电,传示主子袁世凯的命令,按袁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促各省一律拥护袁世凯称帝。如:刘厚生的《张謇传记》、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谢本书等著的《护国运动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但笔者根据所接触的史料来看,这一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武昌起义前后张袁关系论

在近代政治史上,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是最令人注目的课题之一。一个是清末立宪派的首领,江浙以至全国资产阶级、地主士绅的人望;一个是素有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之称的北洋系军阀的头子。两人在武昌起义前既会晤于彰德,武昌起义后复函电交驰,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恰恰又被袁世凯所窃夺。几十年来,众多的研究者探求其中的因果关系,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张、袁勾结,并借以说明立宪派采取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手法,从内部施加压力,拆资产阶级新生政权的台。因此,对武昌起义前后的张袁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是颇有意义的。     

清末反户口调查风潮与政府合法性危机——以江苏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户口调查在各地引发了频繁的反抗风潮,江苏成为反户口调查事件发生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的地区.政府执政能力欠缺、苛政积重难返、官绅行径丑劣、政府宣传不力、乡民防范心理过度等,是乡民采取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反户口调查风潮等各种民变彼此交织,打击了乡村官绅权威,延缓了地方自治进程.反户口调查风潮既是清政府合法性危机的结果,又导致了其合法性进一步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