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类型与实践--1950-19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话语类型与实践 ,是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从 2 0世纪 50年代到 90年代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类型与实践经历了从政治—进化型、文化—审美型到多元 (以现代性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为代表 )话语类型的转变。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文学的历史和面相

建国以来,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说,到知识精英的启蒙说,再到现代中国文学的自由主义的多元并存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呈现着自身的学术艰辛和进步。从具体文学史专著出发,对这一历程进行学术观照,也应是文学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

文学的历史存在,是以无序隐含着有序,以芜杂隐藏着潜流,维度多端,色彩斑斓,众声喧哗,一切都处在纷繁复杂的动态之中.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览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示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研究现代文学而对于与新文学处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的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所知有限,甚至不求博学多识,乃是一种知识上的重大缺失.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应该分工合作,对百年文学多样、多层、多维的史料资源,进行卷地毯式,或竭泽而渔的清理,然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存在中,抽象出属于自身原创的原理、法则,用自己的声音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这才算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职责.如此,或能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     

在占有变更中集合物的特定化

占有变更是所有权移转的特殊形式，在移转标的物为集合物时，标的物的特定性就成为实践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通过理论上建立“特定化”和“可特定化”这一对相关概念，就可以从分析标的物的自然属性、技术性特征以及权利属性对特定性的影响入手，找出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特定化保护措施。     

1960年初的澳门文学——《澳门文学编年史》（节选）

本文是《澳门文学编年史》的节选之一。《编年史》以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为主,兼及作品单行本的出版和有关文学活动,以还原澳门文学的真切史实。这部分节选记录了1960年1月至3月澳门文学的具体面貌。     

关于《春秋文学编年史》研究的思考

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凡317年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诗歌和散文作品、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学现象及文学活动等，均应作为《春秋文学编年史》所应涉及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内容。为了更好地体现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展示中国春秋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必须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使春秋文学研究达到客观性、真实性和理论性、科学性的完美统一。     

研究框架在史料与文学史话语转换中的作用——谈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仅仅重视对史料的感受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我们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论概括 ,才能使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体现研究者这种感性和理性能力的“研究框架”的确立 ,是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中间环节。     

基于特定领域建模元模型的知识建模方法

为整合海量的信息和对个人知识进行建模,提出了基于特定领域建模元模型的知识建模方法。采用了面向对象技术定义了知识元模型,描述对象的特征属性、关系属性和操作。定义了知识类属性,讨论了知识对象提取过程,并设计了用于个人知识体系解析的知识分类体系。构建了实现个人知识建模,知识共享,知识发现的知识建模系统。     

作为文学史写作资源的“作家论”——“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随笔之一

本文属于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评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评论,特别是茅盾、钱杏、李健吾、沈从文等写的作家论,重点考察了这些评论所体现的对文学史想象的空间,以及这些“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张力。文章注意到“作家论”如何成为一种独特的批评文体,以及这些评论在后人建构文学史中所起到的作用。     

就《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谈文学史的撰写

近年来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或倾向于资料考证和长编,或为社会思潮所左右,其学术品格处于迷失状态。《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以历史──哲学──文化为基础,以审美评价为指归,深入内部梳理中国文学史的审美发展历程,突出审美性的心灵感受,在“视界融合”中寻求开放性的审美阐释,为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新的思维取向。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主题类型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主题呈现不同风格的同时,表现出大体相同的文化趋向,主要在爱情、家庭以及人文关怀三个方面,表现出女性作家的文化趣味和人生关怀。“五四”以来女性作家以父子对立模式表现青年一代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其目的并不在于爱情本身,而更在于通过爱情叙述一个社会化的故事,达到批判封建主义礼教的目的;不同的家庭观念也表现出作家的文化差异和审美趋向;女性文学的人文关怀,是对题材领域的超越,也是对女性意识的超越。     

对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选读的探讨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显学地位,已逐渐衰落和边缘化,文学史叙述和作品选读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专业和学科建设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定位、文学共性和个性构建的悖论、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文学构建等认识问题难以回避。在现当代文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须处理好中学和大学的作品选读差异、选修课和基础专业课的作品选读差异等问题。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作品选读,既是文学史意义上的选择,也是文学个性的呈现。     

中国文学批评视阈中他律论的文学史论探析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理论,特别强调神理、政治、经济、时代、社会生活、文化等外在因素(外力)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由此构成了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他律论的文学史理论模式。     

论“文学现代性”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兼以科学思潮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影响为例

作为一种文学特征总和的“文学现代性”研究,呈现出了主体意识的缺失、问题意识的缺位与历史意识的不足三大瓶颈,而立足科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影响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打破瓶颈.具体说来,则在于对科学思潮语境下的教育史、传媒技术与日常生活进行审理与把握,进而对“文学现代性”进行新的思考与整理,从而形成新的研究视角.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仍要避免历史感缺乏与理论泛滥这两个问题.     

道教文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左洪涛《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金元文学研究在学界一直处于比较冷落的境地,至于金元时期的道教文学研究因其涉及宗教,问津者就越发寥寥。事实上金元道教文学却自有它特殊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史意义。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而在《全金元词》中,道教词人所写的词竞也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由此看来，对于金元道教文学（尤其是词）的研究，乃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词史）“绕不过去”的难题，需要有志者敢于前去探求和开掘。     

"80年代文学"论略:一个文学史的考察

"80年代文学"业已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一些基本问题仍需澄清.一、"80年代文学"概念是从"新时期文学"的总称里独立而来的,它出现的契机是1992年学界所提出的"新时期的终结";二、80年代文学虽然呈现出明显的进步轨迹,但比较60和70年代的地下与潜流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仍然有巨大的局限;三、80年代文学以1985年为界,之前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渐变期,其节奏严重依赖于政治变革的步伐,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常使之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中陷于逆境与顺境的交替之中;四、80年代文学真正的突破是在1985年之后的突变期,现代主义运动的全面爆发使得此前文学与政治的胶着与博弈完全失效,文学进入了内部变革的黄金时期;五、80年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启蒙主义思想深度与文学的文化属性的获得,还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这些都既成就了这个年代文学的深度,也为90年代文学的成熟打下了基础.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普实克的中国文学整体观及其独特性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结构主义整体性思想影响深刻。普实克也是把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中国文学古今历史演变的整体性框架中来观照的,由此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刻关联。普实克认为,文学革命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爆发并实现的,而是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孕育并发展的,是中国文学自身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精神的承续,这种连续性的精神即中国文人文学的抒情传统。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出鲜明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即是中国文人文学抒情传统的体现。普实克的论述既不同于胡适单纯从语言角度论述中国文学的连续性,也不同于周作人模糊古今文学的差异,还不同于钱理群、陈平原先生在世界文学整体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对中国大陆乃至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