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春秋时期谥法行用考——以周王及鲁、齐等八诸侯国之国君为考察中心

谥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法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制度化.周天子及诸侯国君所上谥号有美谥、恶谥与平谥等三种类型,且以一字为常.尽管谥号“累生时之行而谥之”,但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谥法行用仍大量名不符实,所上谥号美化色彩浓厚,且符合程度诸侯国间并不均等,鲁、晋较高,而楚、齐、郑较低.究其原因,既有规定不严格、各国标准不同等因素,又有着个人感情偏向,后继者有意地隐恶溢美,或人为抹黑而故意给予恶谥.     

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

魏晋之际结合爵位和现实功行(官品在五品及其以上)决定百官谥号的规定,取消了那些仅靠父荫为爵者得谥的权利,对"有爵则有谥"的古制是一种冲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得谥官员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生前有爵的官员可以得到谥号,生前无爵的官员死后也能得谥,这是中国古代官员谥法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爵制变化息息相关。东晋没有明确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南朝百官给谥资格可能经过从五品上调至三品的过程,而北朝也没有明文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实际的赐谥中,官员生前在职的功劳、德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得谥与否及其谥号的美恶。     

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

说法与谥号做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一门见学有其发生、发展与衰亡的过程。谥号的种类、谥法的规定等也较为繁复，但它终究是为了说明与美化封建制度的产物，如今已成了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研究谥法与谥号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化史、历史人物评价、历史文献整理的研究，不可忽视。     

清代谥法中的特谥、追谥和夺谥

本文通过对特谥、追谥和夺谥的论述,探析了清代谥法的特点。谥法作为王朝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倡导某种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表明政府的某种态度,都可能通过谥法来实现。谥法在清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较重要地位,因而社会和政治的重大事件,都会在谥法中有所反映。     

先秦《谥法》行用考

西周初期多美谥,谥号之有善恶自周昭王、鲁炀公始.春秋时期,儒家更加强调谥法的褒贬原则,谥法成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工具.战国时期,谥法显扬功绩的作用加大.从先秦主要人物谥号行迹与《谥法》之对照看,除“昭”、“懿”、“夷”三谥字外,其余皆相符,且同谥者,行迹相似,善恶相当.     

《逸周书·谥法》时代辨析

依据古文献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对《逸周书·谥法》时代进行了辨别、分析和考证 ,最后得出结论 :现存《逸周书·谥法》是春秋初期在周初《谥法》的基础上增益、修改而成的     

清代谥法制度的来源与确立

清代谥法制度是继承历史上确立并在历史各个朝代发展中不断变化的谥法制度,文章探讨了谥法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如何被清代继承和改变,其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现了怎样的特点。     

行状职能考辩

行状是我国古代传记文体之一,其职能随着文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各不相同。在两汉时期,行状具有察举选士的实用功能;魏晋时期则体现了与诔文议谥、述德职能的混同;唐代是文体定型阶段,行状承担了为议谥、作传及撰写墓志铭提供原始材料的作用。     

评周厉王革典

西周王朝的厉王姬胡,是大家公认的、中国古代史上继夏桀王、殷纣王之后的第三个暴君。《史记、谥法解》说:“杀戮无辜曰厉”。所谓厉,是暴虐狠戾之意。周厉王既然以厉为谥,“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法解》),这就是当时盖棺论定的暴君了。战国时代的孟夫子(轲)又从而附益之,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孟子·离娄》)。这样,周厉王的暴君恶名,后代也就认为是定论了。事实殊不尽然。如果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检阅西周的历史,周厉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