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孔子首创平民教育探源

从孔子作为时代的“产儿”、“弃儿”和“弄潮儿”这种复杂的“三位一体”的人格出发,阐明了孔子首创平民教育的内在和外在根据。孔子从小受鲁文化的熏陶,奠定了其坚实的文化基础;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孔子开创平民教育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私学的兴起为孔子开创平民教育找到了恰当的办学形式;而孔子的仁学思想,则是孔子开创平民教育的内在根据。     

孔子诞辰在何时？

“今年是孔子诞辰 255 周年。据介绍,人大此次孔子文化月内容主要包括经典教育系列讲座、传统文化研究专题讲座、孔子文化展等,本次所有活动,不仅面向人民大学的师生,而且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以上内容引自一篇消息,题目为:《孔子研究院院长建议——教师节定在孔子诞辰日》,发表在 2004 年9 月 16 日《江南时报》第 13 版上。该文开头有“北京 9 月 16 日电”,结尾有“北京娱乐信报供稿”。　 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文章将孔子诞辰时间搞错了。按照“今年是孔子诞辰 255 周年”的话,孔子即生活在清代了,此大谬。孔子(公元前 5…     

孔子"仁爱"观与基督教"爱人"思想比较

孔子的“仁爱”观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作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世界现代文化发展的源泉。因此,认真对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爱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各自思想的精华,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文化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

中国近代将“创新”与“保守”看作价值相反的两极，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便成为孔学研究的一个争论焦点。事实是，任何文明或文化要平稳前进，必须有“创新”和“保守”两股力量。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我们不必讳言“保守”，亦不能讥其“保守”。进言之，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正可以纠现代学人一味“创新”之偏。     

孔子的自我道德修养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孔子代表的儒家理论,在中国历史中曾长期占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着极大影响,孔子的自我道德修养理论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不少人都在研究孔子的道德修养理论,试图从中得到启迪,以解决今天“物质文明发展”,而“精神文明滑坡”的难题。本文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试图用辩证的、唯物的观点分析孔子自我道德修养理论,并引为借鉴,以促进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     

孔子仁学思想再探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主要根据,而“仁”的概念经过孔子的诠释和倡导,内涵更加丰富,并且也一直是后人探讨和争论的一大问题。本文旨在以孔子的人道思想——“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阐述孔子的仁爱观以及反思其“仁”思想的历史地位。     

孔子《论语》与口传文化传统

孔子被二千多年的文明史塑造为书写的圣人和教育家,他其实是保留在华夏书写文明中的口传文化最后的大圣人。《论语》绝非孔子“著作”,而是口头教学情境的活化石。“述而不作”的信条中蕴涵着异常深沉的口传文化价值观。孔子对音乐和诗歌的极度偏爱与推崇都体现着他与远古“圣”观念的契合之处。作为对话录的《论语》是口传文化的学习方略和“圣”的人格境界的最好见证。     

“和”——孔子“礼”、“仁”思想的最终旨归

“和”作为传统思想的主要观念之一,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以《论语》文本为基础,分析了“和”这一观念诞生的文化渊源及具体文化情境,通过分析《论语》中“和”的内涵,进而厘清“和”与“礼”“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     

浅谈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活在我国春秋末叶社会大变革时代。那时,由于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出现了“士”的阶层,孔子就是“士”的一个代表人物。孔子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而且主张“有教无类”,“欲来者不拒”。“孔子一生中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国时期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达,孔子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孔子的素质发展观及其对素质文化建设的启示

素质发展观是孔子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认为,人的素质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是“成人”的基本要求,它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它是社会的重要理想.从“成人”的标准和“君子”的基本素质来看,人的素质发展具有丰富的构成.实现素质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学习,在孔子的思想与实践中,学习具有全纳性、全面性、全程性等特点.孔子的素质发展观对素质文化建设的主要启示有:应该转向以素质文化为文化的核心；需要振兴学校学习.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鲁国社会与孔子学说互动研究

周公在周初有杰出的贡献和特殊地位,其封国不仅是诸侯“班长”,而且也是宗周礼乐文化在东方的样板。至‘呀乙坏乐崩”的春秋时期,鲁国仍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再加上具备春秋社会的复杂特点,堪称诸侯国的典型缩影。自幼“学而不厌’的孔子既‘好学”,又自觉担当拯救社会时弊的使命。由‘好学’到‘博学’;由‘（博学”到‘嗨人’,孔子为早期儒学奠定规模。而孔子学说与鲁国社会的关系可以用“互动”来概括：一方面鲁国社会滋养、检验了孔子学说,成为直接源头;另一方面孔子学说巩固了鲁国‘呀L仪之邦”的地位,赋予其代表中国精英文化“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符号,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孑L子“仁”说与现代医患关系

从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立场,探讨现实问题,以孔子“仁”说为理论前提,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意义,指导医学领域中医患关系的实践。首先,概括了孔子“仁”说的历史内涵,简言之,即“爱人”。其次,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孔子“仁”说对指导现代医患关系的现实可能性。即现代医患关系的矛盾冲突呼唤孔子“仁”说的指导,孔子“仁”说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使其指导现代医患关系也成为可能。最后,联系现代医患关系实践,赋予孔子“仁”说以两个方面的新的时代意义,要求兼顾医患双方的利益,树立“人是目的”的理念。     

论孔子“德主刑辅”法律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孔子的法律思想核心是“德主刑辅”，即以“仁”为本的法制原则；“德”、“礼”教化的防范措施；宽猛相济的施刑办法；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孔子的法律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将有借鉴意义。     

对仁礼之于孔子的再思索——兼论孔子思想的来源与组成部分之一

孔子思想学说,在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文明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影响甚至延及今天。孔子生活于礼崩乐溃的春秋末年,他以自己的博学多才,总结继承了以往,特别是西周以来的文化思想成果,加之又参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从政机会。时代造就了一代哲人——孔子,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孔子学说。中国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初期,中华民族所有主要思想文化成果——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大同思想集大成于孔子学说,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     

文化象征的符号 ——《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探析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孔子文化精神上的两类人物。而“君子”,成为了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历经政治失败而转入学术关怀的孔子企图恢复周礼而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化身,担负着复周礼而治国的神圣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君子”与“小人”简单界定为一种人格力量,而应该看作是以庞大的周礼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源于《论语》的成语与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主流应是儒学,尤其是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学说。这不仅因为继孔子之后历代有大儒之鸿篇巨制展示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令人应接不暇,还因为儒学又似涓涓细流渗透于全民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文化、习俗和语言等等。从而在形成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就语言方面来说,人们在笔下或口头上常提到“欲速则不达”、“当仁不让”、“既往不咎”、“不耻下问”等等奉为立身处世的信条,不正是孔子所说的记载在《论语》中的话吗?只是习焉而不察,不一定了解此话与孔夫子有关系罢了。其实,这恰好说明孔子     

论孔子音乐思想的伦理启示

孔子在礼备乐和的传统社会文化模式中,把音乐的安放与以个人修身养性、安生立命、合乎“众乐”的礼教相融相生,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流。“善”、“仁”、“和”不仅是对伦理思想的提炼亦是对音乐法则的普遍抽象,本文拟从孔子的礼乐观、乐论和乐教三方面论证孔子音乐思想的伦理价值及音乐伦理何以可能。     

重论康有为与“孔子改制论”

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论”是对历史上“孔子改制论”的修改。运用这一理论，康有为不仅为其领导的维新运动找到理论依据，而且以之作为前提创立他的“儒教”理论，从而使这一论点带有反抗西方威胁的色彩。康有为还通过对“孔子改制”的大显论述，形成了对孔子的不向评价，从而为其大同学说的崛起创造条件，以较为含蓄的方式预告了文化新纪元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