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在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时代主流的学术话语,桐城派与章学诚都对这一学术思潮进行了回应,古文理论是他们学术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桐城派古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注重文的传道功能,对骈文有相当的排斥,风格上讲究雅洁.章学诚论文重经学、史学,不拘骈散,文风上追求清真.     

以古文为时文：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时文改良

明清时文界以古文为时文的改良,自明正德、嘉靖年间即已开始。生活在清康熙年间的桐城派早期作家,面对当时时文文坛俗学大行的情势,继承了前人以古文为时文的思路,提倡时文应在作者独立人格、文章抒写性灵与文章整体气息三个方面向古文学习,并以其出色的时文创作成就与细密的文法理论构建,为以古文为时文理念在清代的深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桐城派古文主张对《天演论》译介的影响

作为晚清时期系统译介西方哲学著作的第一人,严复译介的著作备受关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其译作采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手法有简要的阐述,但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拟以《天演论》译本为例,论述桐城派古文主张在严复译介中的应用及具体的实施过程,揭示严复译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当今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流派,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相遇。数十年间,桐城派学者中西兼综,以中体西用为指归,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五四运动,建设现代学科,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巍峨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及其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徐世昌与桐城派

徐世昌以翰苑起家,位跻清廷军机大臣、民国大总统。他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键时刻,与袁世凯、孙中山等豪雄一起,合力引领古老中国曲折地向现代转型。作为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桐城派领袖,他立足北学传统,积极面向西方,以中体西用的时代精神为指归,用莲池文系赓续桐城文统,把被他推向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颜李学派引入桐城道统。而今,他和他所执掌的政府以及桐城学者群体早已化为历史的烟尘,但他意欲激活古典传统以与西学接轨的思想祈向,因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仍具有强劲的生命活力。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误读与重释:作为古文家的林纾

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由文章"宗盟"而被贬斥为"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其文章地位的动摇从小说笔法开始,首由崇尚魏晋文风的章太炎及其弟子发难.章太炎对林纾文章的批评是当时文坛主魏晋与宗唐宋的派别之见的映射,这一争议因章氏弟子大举进入北京大学而加剧,并由文章派别之见发展成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种传统文学内部的派别之见最终演变成为文化上的新旧之争.新文化运动中多员健将本出章门,此时对林纾的抨击也策略性地由派别趣味转为思想倾向.林纾身份的转变实际上隐喻了传统文化的遭遇.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以桐城派的代言人身份出现,但实际上林纾对派别明显排斥,甚至刻意疏离桐城,而其文章观念、文坛行迹却又与之相近."悖论"背后更多的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敬重,是对桐城理论中符合文章发展规律的精髓部分的坚守."悖论"的合理性存在于文章传统,而不在于派别.作为古文家的林纾,其意境说力拓馀地,发前人所未发,成为其艺术论的精华部分.学界或将其意境说定位于文章所达到的审美境界,且以之作为文章艺术的最高范畴.实际上林纾所论的意境重心偏于创作之前的虚静涵养,是临文之前提,因而并非最高审美艺术标准.     

论桐城派文体之韵致：余音绕梁

桐城派古文耐人寻味,与姚鼐提出古文创作＂八要素＂论、刘大提出＂为文十二贵＂,以及曾国藩、吴德旋、姚永朴等众多作家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分不开。桐城派以多种方式营造诗文作品的韵致之美,如采用寄托和隐喻、使用太史公笔法、运用含蓄方式、在平淡中饱含深情等。     

桐城派人物传记与《史记》之比较

本文试图从记述对象身份、事件选取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将桐城派文章与《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进行比较,揭示了桐城文章虽对《史记》有所继承,但却体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阐明桐城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有清一代成为文坛盟主的原因。     

桐城派与赠序文体

赠序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包括赠别序、字说序、寿序三种类型,源起于古代赠人以言,兴盛于唐代,字说、贺寿类别体则出现于宋明时期。赠序体类的确立以姚鼐《古文辞类纂》分类序目为标志。桐城派文人追尊姚鼐,溯源辨体,逐渐划定赠序体类的界限;通过文章总集选文定编,确立赠序文章典范;通过评点与文话,总结赠序及文章的读法与写法。总之,桐城派对赠序体类的关注与研究,对回归原典的文章学研究不无裨益。     

“知有欧阳而不知有昌黎”--明末清初的偏嗜“欧文”之风与早期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建构

欧阳修的古文在明末清初受到了特别的推崇与钟爱,被艾南英、钱谦益等著名文人奉为楷模,风靡一时,但却由此产生了对欧文亦步亦趋的摹拟效仿之风,给当时的古文创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有鉴于此,方苞以“义法”为衡量标准,指出欧阳修在对《史记》文法的继承上所取得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方苞的这种评判,旨在为欧阳修古文在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古文文统中寻求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也是出于建立一个既不全然复古,又不一味从俗的文统的需要。     

后期桐城派作家与近代教育转型

洋务运动之后,桐城派进入后期,其代表作家们因国家积贫积弱而主张教育救国,因科举制度腐朽而主张教育改革,因人才匮乏而主张实业和科技教育,由落后挨打而主张学习西方。在教学中增加西学内容,主张深入西方诸国进行贴近式学习,开办新式学堂延请西方知识分子充任老师;主张外派留学生的同时,也接受国外的留学人员,增进中外教育和文化交流;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强调“义务教育”和“普遍教育”。桐城派后期作家寓新于改革,用自己的实践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促成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     

20世纪桐城派研究述评

20世纪桐城派研究以其学术范型的转换和自身相对完整的阶段性为依据,可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前20年为承续期,三四十年代为进展期,新中国成立后至7O年代末为低落期,8O年代以来为复兴与繁荣期。20世纪的桐城派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爬梳清理这一事实,对认识新世纪桐城派研究的新起点不无裨益。     

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近代桐城派传播

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在其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成为其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文学教育过程中,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作为教材。注重掌握文法,强调在读文与作文中,突出文章主题和篇章结构。重视诗歌对生徒性情养成的重要作用。方宗诚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本体论、文章功能与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文学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并且,他通过整理乡邦文献,保存大量先贤诗文;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出一批桐城派作家,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