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诗化小说:从《荷花淀》到《百合花》

在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荷花淀》与《百合花》作为战争诗化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中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这两篇小说在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具有某种偏离主流革命文学的特殊品格,具体表现为文体偏离、风格偏离与情感偏离,由此形成其独特的美学特征。探讨这种在中国现代特殊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异质性,对于深化革命文学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情感·革命·国家——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及其周边

前人谈及徐枕亚《玉梨魂》及其改写之作《雪鸿泪史》,大多纠缠其浪漫多姿的情感,而这段爱情+革命历史寓言所表露的感时忧国情绪却较少被人研究。其实两部作品包含诸多个人与国家、文学与历史的张力,是清末民初一代作家身世之感情与家国之感情交叉感染的强烈流露。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它们传达出诸多转型、过渡的信息:它们上接晚清表现男女与英雄的新小说理想,下启现代爱情+革命的革命文学模式;发生在两部作品之间清洁情感突出革命的改写行为,显现了近现代中国文学不断向民族国家这一主流话语靠拢的驱力。而作为大苏州区的作家,徐枕亚延续了这一地区文人的个人抒情与感时忧国相结合的文学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他作品中的个人命运与民族主义话语形成合流。前人多指认《玉梨魂》、《雪鸿泪史》为鸳蝴派代表,但二者其实有鸳蝴文学没能包含的意旨。     

《诗经》重复句初探

文章全面地探讨了《诗经》重复句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形成原因,以及这种语言现象对汉语和中国文学形式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亦报》连载小说：东方蝃蝀的《双城故事》——《亦报》研究之二

东方蝃蝀的小说《双城故事》,写于1952年,《亦报》分75次连载,发表时署名＂唐优＂。此为1949年政权易帜后,作者在新的文学环境下应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为重绘195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版图,研究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个案。重识《双城故事》将丰富既有的文学史叙述。     

评汤亭亭力作《中国佬》

1980年,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领军人物汤亭亭发表了其三部曲的第二部《中国佬》。该书力求重塑华裔美国文学传统、改变美国“主流”社会对美籍华人的刻板形象,争得华裔美国人的历史阐释权。在《中国佬》中作家巧妙地改编中国经典著作、挪用并解构西方文化典律,从而使华裔美国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活跃在当代美国文坛。     

评汤亭亭力作《中国佬》

1980年,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领军人物汤亭亭发表了其三部曲的第二部《中国佬》。该书力求重塑华裔美国文学传统、改变美国"主流"社会对美籍华人的刻板形象,争得华裔美国人的历史阐释权。在《中国佬》中作家巧妙地改编中国经典著作、挪用并解构西方文化典律,从而使华裔美国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活跃在当代美国文坛。     

晚年丁玲办《中国》与新时期文学

创办《中国》是晚年丁玲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办刊的种种艰难以及与作协党组的紧张关系,折射出她在新时期文学的"边缘"位置。晚年丁玲的"边缘"位置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先锋"姿态,她企图在新时期恢复延安文学传统,但最后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序幕,她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人鬼，神鬼，儒鬼——从《搜神记》看三部志怪经典的差异性

干宝的《搜神记》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对于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后世的《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有关传承或发展的关系。然而基于三人不同的创作目标、体裁观点、审美想象而又使得三者存在着特殊的差异性，保有了各自鲜明的特征。本文正是以《搜神记》为代表通过对三者差异性的探讨来发掘它们各自不可替代的特征性。     

政治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复杂编织——《祝福》的接受史研究

接受史研究能为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确证提供参照。梳理《祝福》的文学研究史与教学解读史可以发现：该小说在政治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经历着曲折的接受历程;在语文学科视阈下显示出由“工具”向文学本位转变的趋势。文学研究与教学解读不应偏离与割裂,《祝福》的价值传播需获得学科建设的合力。     

转型期文学译介的文化选择意向和模式——《新小说》和《译林》的个案分析

清末和改革开放时期是小说翻译的重要转型时期。《新小说》(1902—1906)和《译林》(1979—1989)分别作为两个时期的代表性期刊,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了展现特殊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微观生态,揭示两者差异的根本原因,对两者在源语国选择、译介类型、译入文体和译介策略四个方面所表露的文化选择意向和翻译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正确评价两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功绩和缺陷,丰富中国的文学翻译史,同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和以后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具有借鉴作用。     

“百花时代”情爱小说绽放出的超时音符——以《红豆》、《在悬崖上》、《美丽》为例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新的朝气，涌现出一批冲破禁区，揭露社会问题，叙述个人情感，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洪子城将这一时期称为“百花时代”，因而这一时期的创作也被称作“百花文学”。虽然这一文学潮流时间短暂，但却极大地冲击了当时文坛的主旋律，尤其是一大批叙述“情爱”的小说，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丰村的《美丽》更是以其强烈的超时音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痕，这对一个文学价值普遍失落的时代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为时代而译:《译文》《世界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译介

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译文》(1953—1958)与《世界文学》(1959—1964、1966)是唯一一份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官方期刊。在国内外政治局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以1959年更名为界线,该刊前、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选取和译介方法不尽相同:《译文》体现出中苏友好"一边倒"、团结一致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时代特点;《世界文学》则体现出亚非拉各民主国家众志成城、反抗"美帝苏修"的时代特征。《译文》与《世界文学》的译介活动坚持"政治标准"为第一要义,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学行为。     

《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的影响评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历经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内涵渐趋丰富.本文探讨了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圣经》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揭示了《圣经》基督教对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试论《水浒传》的史传笔法

本文从创作契机、人物塑造、小说结构、表现手法等各个方面探讨了《水浒传》如何继承和发扬《史记》等史传文学的精神 ,以及从中所突现的史的痕迹及所运用的史传笔法。     

文学的传播与经典的诞生——传播学视野中的《班主任》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这不仅与小说的思想深刻有着关联,而且还与小说发表后的传播有着很大的关联。《班主任》之所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恰是缘于其在传播过程中,刘心武及其《班主任》从作家的个体体验和个人书写,升华为于一个时代的标杆。     

文学真实·历史真实·经验真实——后现代景观中审视《女勇士》

本文以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为例,在后现代语境中探讨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真实性,说明了历史真实是指生活真实,而文学真实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记载,它是通过文学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女勇士》虽然偏离了传统传记文学的写作手法,融合了神话传说与个人经历,但作为一部描写文化融通的文学作品,它具有令人信服的文学真实性。     

1950年文艺批评状况探析——从1950年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说起

1950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作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崭新的时代、崭新的生活和反映新的时代的人物。文学批评特别重视对文学的社会批评、思想批评的功能的强调上,相对来说,对审美批评的功能重视不够。     

从乡土文学看新疆当代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乡土文学,小说写作的主流也是以乡土小说为主。 “五四”以来至1979年,农村小说所构建的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对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学经典,有一个再确认的过程,曾经被否定的世界文学经典重新被认同。9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白鹿原》、《受活》、《白豆》、《秦腔》、《空山》等长篇小说,     

《皇华集》的文学价值

作为明朝使臣与朝鲜文士的诗赋唱和总集,《皇华集》收录了大量的唱和作品,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从而成为中、外唱和文学之集大成。《皇华集》保存了许多诗学批评资料,记载了双方诗人的文学交往及深厚友谊,为探讨中朝文学关系、文学交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

《三国演义》于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输入日本,与这一时期崛起的庶民文化相得益彰,尤其伴随着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诞生,《三国演义》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仅涉及小说、戏剧,还波及到绘画领域。另一方面,江户文学在接受《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将一部中国小说通过一步步日本化,演变成日本的小说和戏剧,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过滤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