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初的重典治吏

在中国历史上,重典治吏政策作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一种 手段,曾为不少封建王朝所使用。然就法网之严密、诛戮之广泛 和实行之彻底而言,明初洪武时可称得上是“历朝之冠”。关于 明初的重典之治,一些史学家和律学家曾从不同角度作过探讨, 但其研究范围大多还只是局限在明太祖滥     

明大诰与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中,主张以重典治天下者,历代不乏其人。然而,在他们之中,把重典政策高度理论化、法律化的最突出的人物,却要数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间,一直把“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作为治国宗旨。洪武时所定大明律“宽厚不如宋”;对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量刑也较唐律为重。他建立了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监视和镇压全国官吏以至人民,设置了廷杖之刑,大诛勋臣宿将。在重典治吏方面,朱元璋比起“以刑杀为威”而称著的秦始皇来,实是凶猛得多。特别是朱元璋亲自编纂的《御制大诰》(以下简称《大诰》)、《御     

一本有突破性的法律史著作——读杨一凡著《明初重典考》

杨一凡同志所著《明初重典考》一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不囿成说,坚持论从史出,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精心考证,澄清了长期以来在研究明初朱元璋的重典之治问题上的许多不实之论,是一部力求恢复历史真相,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著作。朱元璋作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立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封建王朝的法制建设。他亲自主持了《大明律》的制定工作,同时颁行了大量条例和法令。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指导下,他“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实行了自唐宋以来空前严峻的重典之治。然而,长期以来在对明初法制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大多倾向于朱元璋偏于轻刑或虽用重典而不及于平民的观点。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作者首先就明律、《大诰》峻令、律诰外诸峻令等逐一进行研究。通过对洪武年间的三个基本法典即吴元年律令、洪武七年律和洪武三十年律诰的制定,沿革和量刑情况的考察,认为前两个法典要比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为     

《商君书》的治吏思想对当前廉政建设的启示

《商君书》系统地阐述了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措施,教导我们治国必须先治吏,治吏的本质在于预、治结合。政党组织要永葆青春与健康,就必须做到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吏相同步,降低腐败动机与提高腐败成本相结合,官员管理与防治腐败相依赖,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论“道治”政治哲学

“道治”是与“礼治”、“法治”相对的范畴,是对道家政治哲学的新概括,它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政治哲学性质。“道法自然”是“道治”政治哲学的核心,代表着中国古代的自由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萌芽;“清静自治”是“道治”政治哲学的特征,无为和自治是其内在机制,“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是其两种形态,二者之间体现为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中国传统“王道”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王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文化”,是贯穿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线”.“王道”思想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涵有为政以德、仁政爱民、为国以礼和义立而王;“王道”思想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

“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剖析，可以建立理解“中国之治”的跨度、广度和高度，秉持相应的眼光、胸襟和格局，并进一步构建当今“中国之治”的宏大叙事。“中国之治”以“道”为形而上依据，以仁政治理为理想境界，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治理的基本路径，以选贤任能为关键制度，蕴含着丰富的治道思想。“中国之治”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是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的境界，是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的追求，其普遍性得以超越特殊性。“中国之治”不仅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对当代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论康雍乾时期清帝的治官理念——以官员选任、考核为中心

"治人"与"治法"是中国古代探讨治国理政的重要命题.康雍乾时期,清帝对"治人"与"治法"多有提及,并体现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如何"治人""治官",是古代王朝用人行政的重要内容,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任和考核方面.清帝在选拔、考核官员时,对官员操守、才具、政事、年力等方面提出要求,对官员的臣道做出价值观的界定,尤其对地方大吏选用属员做出要求,并对不同层级的官员制定相应的标准,分别管理.文官管理的实践,贯穿着清帝的治官理念,包括:事君以诚,君臣一体;以人事君,察吏安民;首倡官德,重视政绩;各司其职,上下相维.清帝的治官理念有其积极因素,这种理念是否能够贯彻并发挥作用,与清朝文官管理的实践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贪官惩戒制度给我们的启示——浅谈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的完善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保证司法公正,防治法官滥权,中国历代都高度重视对司法官员不法行为的惩治,其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重视对法官惩戒的立法,立法内容丰富详尽;二是重典治吏,对法官采用严刑峻法。从法官惩戒制度入手,分析古代法官惩戒制度、措施、程序,以期完善一个使法官不能腐败的制度、不敢腐败的惩戒体系、不愿腐败的有尊严的氛围,这对完善现行的法官惩戒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韩非对商鞅重刑思想的发展

商鞅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韩非是中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重刑思想,进而强调“求过不求善”,严刑重罚。这一思想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成为了秦代最重要的治国手段。但到秦汉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儒家法律思想的确立,重刑思想逐步被儒家的“德主刑辅”所取代,但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和儒家思想最终形成了儒法合流,从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治国思想。     

论辽朝“因俗而治”统治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

所谓“因俗而治”,在《辽史》中原本是概括辽朝统治机构中官分南北、蕃汉分治特点而言的,即“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综观辽朝的统治政策便不难发现,“因俗而治”不仅表现在职官制度中,还表现在辽朝统治政策的许多方面。“因俗而治”政策的形成,是辽朝统治者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需要,根据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情况,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的结果,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深入考察和研究“因俗而治”形成的历史条件,将有助于我们对辽朝实行这一政策客观必然性和这一政策在辽朝统治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     

《吕氏春秋》"德"论研究

《吕氏春秋》关于“德”的思想上承先秦,下启秦汉,其内涵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等诸多层面:作为现实事物之运行规律及特性和体现自然之道的理想人生境界的哲学层面上的德;作为仁、义、公、信、忠、孝等道德品性之总称的伦理层面上的德;作为治国方略,“为天下国家莫如以德”的政治层面上的德。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和借鉴其以德治国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     

杨翠喜:一个民女引发的监察大案

<正>"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很早就开始探索朴素的制度化与法律化进程,提出了"善治者治吏、不善治者治民"的思想,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官之法,其中,对官吏的监察制度和监察法是一个重要内容,它在提高行政效率、整肃官僚队伍、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廉政文化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刊从今年起开设专栏,请焦利教授讲述我国古代治吏的故事。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省、治村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和治国方略，这是我国在治国方略上的重大调整，是我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那么，何调依法治国，如何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省、治市、治村、治税、治路等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关系到能否正确理解、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真正实行依法治国所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     

秦代法吏体系考略

(一)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法律实施,就提出:“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①。”意思就是说,国家要为贯彻法令设置官吏,请那些通晓法令的人担任各级司法官吏,主持司法工作。他们设想的具体方案是,在朝廷中设置三名法官:天子殿里设一名法官,御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论方孝孺的用世和无神论思想

明初浙江人方孝孺为一等节烈人物。当我们惊叹他“慷慨一死”的同时,也不能淹没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本文较详尽评述了方氏“学以用世”和无神论的思想,指出:方氏“学以用世”思想,批评了理学虚谈风气,是明清顾、黄、王“经世致用”思想的先行;其对佛、老神学的批判,则是建立在“气”理论基础上的,是韩愈以后的一个进步,对后世无神论亦有重要影响。     

孔子"中庸"思想的现代解读

孔子的“中庸”思想贯彻于事物自身的内在规律、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 ,对于当代社会提倡人的身心发展、协调人际关系、治国安邦、实现自然与人类整体的和谐发展有借鉴价值 ,因此对于这一思想的现代解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