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民商法的创新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市场交易方式，在给社会带来无限商机、促进经济效益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调整现代市场交易关系的民商法律规范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民商法必须实行变更与创新，赋予新型民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制定形式意义上的电子商务法或对传统民商法律规范作出修改，并注重与WTO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以回应这种挑战。     

论电子商务法构建

构建以规范电子数据信息在计算机网络中传递为基础进行民商事活动的电子商务法,不仅适应全新的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且对我国现行民商事法律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使中国民商法律创新成为发展的必然。民商事法律的创新旨在促成新的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论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法律的冲突与协调

电子商务对传统商务法律规范产生强大的冲击,同时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要求解决其与传统商务法律的冲突.解决两者间冲突的方法是:统一电子商务法律的基础,遵循WTO及国际规则,调整和修改传统商务法律,适时进行电子商务立法.     

电子商务立法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实质性地改变了传统市场交易的形式。而作为法律调整和规范的主要对象之一，交易形式的变化要求有新的法律规定与之相适应。在国际上，关于电子商务的立法活动已经形成了一种浪潮。而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工作却一直进展缓慢。其中有认识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立法经验的不足。借鉴有关国家电子商务立法的先进经验，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法制，这其中包括应当建立关于电子签名、电子商务认证、电子合同、电子支付等方面的法律规则与制度。     

国际上应对电子商务冲击的税收政策及其政策分析

电子商务正以其特有的交易方式挑战、冲击传统的交易方式。由于电子商务是一个新生事物 ,各国管理部门还来不及全面研究制订相应的政策 ,更没有系统的法律约束来规范企业行为 ,从而引发许多税收问题 ,包括对国际税收规则的严重冲击。联合国、OECD、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或施行应对电子商务冲击的税收解决方案和政策 ,并由此引发激烈的争议。     

WTO中的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研究--对GATS中相关条款的实证分析

WTO的许多协议中都包含有直接或间接规范电子商务的法律制度,电子商务也已成为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因而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在研究WTO框架下的电子商务的相关规则并为其所用.     

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研究——兼论逻辑涵摄与法律涵摄的区别

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来源于人们的法律生活经验.大前提是对过去案件事实(小前提)的提炼,小前提居于主导地位,大前提要适合小前提.大前提不能改变小前提,却要随着小前提的改变而改变.大前提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与小前提的契合关系.当法律实践中出现法律规则没有规定的新型案件或疑难案件时,法律原则也可以当作法律规范适用,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是由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组成的.     

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初探

电子商务的发展 ,使现行法律规范产生诸多不适应性 ,电子商务立法迫在眉睫。电子商务立法应注重与现行法律规范的衔接 ,并对电子商务的运行模式规范、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电子支付规范作出规定     

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的法理基础、法律挑战与应对策略

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出现的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案例和事件,表明协商行政规则制定在我国悄然兴起。从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视角对协商行政规则制定进行法理分析,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的法律实践以交往行动理论作为理论前提,并以交往理性原则作为理论基础。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法律实践中面临着参与者的角色和地位严重失衡、参与主体的沟通程度严重不足、制定过程缺乏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各个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合意的实践难度巨大等法律挑战。应对协商行政规则制定法律挑战的解决出路,需要着重强调协商作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一种协调机制,关注协商参与者的资格问题,重视协商行政规则制定作为法律媒介承担的双重使命,坚持协商行政规则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和公平合理性。     

制定“民商法律总纲”完善民商法律体系

中国不必制定民法典,而应立足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制定民商法律总纲,并以此为指导完善现有的民商事单行法律,从而建立以民商法律总纲为统帅、以各单行法为骨干的民商法律网络。     

新中国法治历程:民法56年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十四大为界,中国民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1978年是破而未立的萌芽时期;1978-1992年是抗争僵化的理论教条、重新探求法学自身正当存在权利和发展规律的过渡时期,出现了《民法通则》这一基本立法;十四大后至今民法科学得以重建,从《民法通则》走向起草中的《民法典》,民事立法也空前繁荣。从民法基本理论和立法实证的变迁中可清晰地读出新中国经历“人治”转向“法治”的基本历程。     

我国商业秘密立法形式研究

在技术是生命、信息是金钱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化为对新技术和经营信息的追逐、开发和占有,商业秘密日益成为竞争的关键要素和各国司法保护的新热点。本文介绍了世界范围内三种保护商业秘密的典型立法例,对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现状、缺陷以及我国商业秘密立法形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仍需完善,专门立法势在必行。     

一个分析框架: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

为促进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对话。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 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域、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上存在着重大冲突, 这种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的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在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中, 环境法旨在借助民法的理论范式审视环境问题, 为解决环境问题探寻新的出路; 民法的目的是研究环境问题如何影响了民法、民法学, 而这恰是民法典立法急欲从环境法中获得的启示。为解决环境问题, 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合作, 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联结点, 确立二者在调整范围上的界分。     

占有制度之探究

近现代民法上的占有制度乃是罗马法占有制度与日耳曼法占有制度交互作用、共同孕育的产物。占有制度的价值功能在于维护财产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中国物权法应确立由所有权、他物权和占有构筑起来的物权法体系 ,而没有必要突破这一传统的物权法格局。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约审判权和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原则、方式、程序等并没有作出细化和具体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论惩罚性赔偿——经济法具体责任研究

经济法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应当具有其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就是经济法的一种具体责任形式.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已广泛适用,而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了双倍赔偿原则,其在实际运用中却往往不尽人意.本文通过比较英美法律和我国法律的规定,比较传统民法责任与经济法责任,探讨惩罚性赔偿的本质属性,指出我国并未出台真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尽快引入.     

角色商品化权若干问题探讨

角色商品化权是一种与著作权、商标权截然不同的权利，它是一种商品化权。要清晰地认识角色商品化权．首先必须对角色明确界定。角色必须具备实质的人格化特征、良好的公众效应和商业化运用的能力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由于各国对角色商品化权性质的认识不同，各国对角色商品化权的保护方法也不尽一致，主要有著作权法保护、商标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及公开权保护，但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对角色商品化权进行保护仍有待探究。     

论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法律行为内涵的继受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精神,而其实现工具则是法律行为。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法律行为是一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发生莱种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其本身不包含是否合法的判断。《民法通则》对其内涵进行了改造：将法律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并在“法律行为”之前冠以“民事”二字。《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内涵如此改造的原因有二：一是对法律行为内涵的误读,二是对该法颁布前法律行为这一概念频遭滥用现象的妥协。这种改造一方面导致法律交往的困难,另一方面造成了法律行为属性的混乱。但无须回归传统,只需参照《合同法》的规定对民事行为的外延进行统合就可以达到目的。     

《反恐怖主义法》对中国民航安保立法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实施以来对中国民航安保立法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确立了民航反恐工作的架构,为民航安保措施提供了有力的立法支持。当前,中国民航安保立法体系的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正在进行修订,应当根据反恐工作对民航的影响以及新法的要求,调整和完善民航安保立法,做好立法的衔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在民航推行中的实际情况,提出民航反恐职责分工仍需明确、职责落实有待细化,民航反恐措施与已有安保措施应有效结合等解决思路和相应的建议措施。     

法典上的人格与权利能力含义解析

在现代民法上,人格和权利能力是两个表示权利主体资格的概念,人格来源于罗马法,而民事权利能力来源于德国民法。从《德国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和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的比较看,在不同的法典中,人格和权利能力含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