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合考释

勘合一词出现于唐代,初为校勘符契、验对、核对等义,至忽必烈时期始指一种用于校勘的纸质文书。元代勘合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符契的校勘防伪思想,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一种较为完备的制度,在元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明代勘合的大量使用奠定了基础。     

勘合制度与明代中央集权

勘合是明代政府行政中广泛采用的一项技术性制度，是古代符契的进一步发展。勘合用于明代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它是政治生活程序化、制度化的有力工具。勘合应用领域最重要的扩展是行移往来和对外关系。这无疑对明代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加强从勘合制度方面提出了又一佐证     

关于《西游记》中《圣教序》校勘的几点看法——兼和封其灿先生商榷

在阐述《西游记》版本校勘意义的基础上,对封其灿先生的《〈圣教序〉在〈西游记〉中错误百出》一文提出了商榷,认为从指导思想上明确小说不是史料,校勘应遵从版本,比勘其文字、篇籍的异同,纠正讹误,力求接近真相是校勘的基本态度.在此基础上,针对封文指出的《西游记》中所引用的《圣教序》的“错误”进行了探讨.     

《全元文》佚赋辑考

元代赋的全面整理应以辑佚和校勘为最重要的工作.《全元文》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允为现阶段元代赋最佳的集成性成果.当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全元文》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收现象.对此,已有学者做出补辑.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续辑元代佚赋22篇,并对佚赋的基本内容及其所涉辑佚源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考证.     

论顾千里对校勘学的贡献

顾千里是清代嘉庆、道光间的著名学者 ,精于校勘之学 ,所校勘的典籍广为流布沾溉后世 ,被誉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他特别注重收罗众本 ,辨明版本源流 ,讲求不同版本的互勘 ;多本互勘 ,至顾千里而益加精密。其“不校校之”原则决不是无所作为 ,也不是想当然地乱改古籍 ,而是“不校”与“校”的结合运用。顾千里把古籍校勘的实践与理论都推向了一个高峰。     

明代洪武永乐初年的中日外交关系与两国勘合贸易的建立

自永乐二年至嘉靖二十六年(日本应永十一年至天文十六年,公元1404—1547年),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勘合贸易”。所谓勘合贸易就是让海外各国持明朝政府发给的勘合符为凭证(以区分走私船、海盗船与官方贸易船)来华以朝贡的形式与明朝进行的定期合法的海上贸易。近年来史学家对明代中日勘合贸易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探讨,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史学界却很少探讨中日勘合贸易的建立与两国外交关系的联系。笔者认为,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建立决非偶然发生的历史现象,它与洪武永乐初年中日两国外交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现略陈陋见于下。     

论清儒校书

在我国,勘书之事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并逐渐形成了校勘之学。进入清代,校勘学倍受重视,迅速发展,“乾隆中极盛矣,上自巨卿名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通知此义。”(清李兆洛《养一斋》卷一一)有清二百多年,是我国古典校勘学发展之昌盛时期。认真总结清儒校勘工作,对发展今天之校勘学大有裨益。     

填补隋代小说研究空白的重要著作——读黄大宏《八代谈薮校笺》

黄大宏<八代谈薮校笺>一书,于2010年4月由中华书局收入"古体小说丛刊"出版,理清了该书的作者、书名和时代问题,对原书文字进行了精详的校勘考订,笺证了原书所涉及到的史实,并通过详细的比勘,凸显了该书的文献学和小说史价值,是一部古体小说研究的重要著作.     

《玉篇残卷》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研究

本文以近代回传中国的《玉篇残卷》及敦煌所出唐写本等材料引用《说文》条目与《说文》进行互勘.这些材料为清代许多校勘《说文》大家从未见及,故于校勘十分珍贵可证二徐之确者,亦可正二徐之误者,或解决前人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证《残卷》等引书之误.     

合生新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有关资料,重新探讨了合生的定义、体制、起源以及在元代的留存。合生是一种以诗词曲的方式即兴题咏人或事的表演伎艺,这种题咏要以含蓄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讽谏,或戏谑,或侑酒佐欢。合生最初盛行于宫廷和文人士大夫的宴席之间,随着宋代市民娱乐的兴盛,成为瓦舍勾栏中受人欢迎的一种伎艺形式。到了元代,这种伎艺仍有留存,只是又由市井勾栏返回到文人酒宴上,并融入元杂剧中,产生了【合生】或【乔合笙】这种曲牌。元代以后,合生伎艺名称消失,只是作为曲牌名存在着。同时,根据相关分析,本文认为,合生是与小说、说经和讲史并列的宋代说话四大家数之一。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王恽家世背景及学术渊源考察

王恽为元初著名文士,其特殊的家世背景使其颇具吏才,而与金末元好问、刘祁、王磐的过从问学,为其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他的经历是金末元初的特殊社会背景造成的。研究其人对考察元初社会思想实际,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元诗文献新证

一度曾比较普遍地认为,元代已至近世,诗人与诗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收集得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版本是否完整。通过《全元诗》的编集,我们的体会是:元诗文献研究,并不只是体现在收集、汇录、整理,也就是说,其研究成果并不只反映出一个数量问题,其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单纯的保存文献。对文献的辨析考证,是其立足点。正因为缺失了这个环节,使得以往的元诗研究的进展步幅不大。新的元诗研究从文献的辨析考证起步,才拉开了与前人研究的距离。     

天道与元气：王符政治哲学思想的形而上依据

与以往的天道观相比,王符《潜夫论》中的天道观肯定宇宙万物是由“元气”生成,否定了宇宙有始的论调;认为“元气”的衍生没有任何外在的作用,与官方正统神学目的论划清了界限;强调元气本源论有个发展、演化的表现过程。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论元稹的文学成就

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歌特色和成就长期以来在“元白”并称中被掩盖或曲解 ,本文论述了元稹的诗歌个性 ,指出元诗的美学趣向重点在于“风致宛然”的艳丽小诗和次韵相酬、属对精工的长篇排律 ;元诗的艺术渊源主要在于杜诗 ,另外还受到齐梁宫体以及诗人李白等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与白居易词中有异的风格。本文还论述了元稹的诗学批评及其与当时文坛的联系等问题     

历代李白诗歌接受述论

自有唐至清,李白诗歌均有着广泛的接受者,他们中既有文坛名流,如唐宋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元明之杨维桢、萨都剌、高启、王世贞,清之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也有众多普通文人和下层民众。唐宋人重其奇思壮采,元明人学其傲岸个性,清人更注意其风雅传统、经世思想。历代对李白诗歌接受的普泛性,除杜甫之外,无人可与之比肩。     

辞赋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读刘培《北宋辞赋研究》

刘培是目前辞赋研究界和宋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他的宋代辞赋研究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其《北宋辞赋研究》是一部立足于对北宋辞赋文献的全面整理和对北宋文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部力作。该书以辞赋为着眼点,对辞赋文献以及与辞赋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与北宋文学相关的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力求在宋代文化发展的具体背景下,在辞赋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勾勒宋代辞赋演变的脉络。该书以学术文化的视野来关注文体发展,以文体发展的着眼点来反观学术文化的具体演进轨迹,对文体史的书写方法做了打通文史哲学的有益探索。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