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诱致腐败的心理基础。如果制度存在缺陷,使腐败活动的收益超过其成本,腐败自然趋于泛滥。文章构建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一收益模型,指出腐败的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腐败成本则包括预备成本、实施成本和风险成本,具体分析了贿赂型腐败和贪污型腐败中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认为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缺陷,必须严格地对约束个人活动的不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将廉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制度上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反腐的选择与策略

中国治理腐败中越反越腐的困境启示我们,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是及早发现腐败。被世界各国誉为反腐利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发挥着他律和自律的双重功能,特别是能监测官员的财产变动情况,及时发现腐败。因此,走向制度反腐的中国应全面借鉴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却充满艰辛和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领导层,同时也存在着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因此,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既需要领导层的＂奥德赛精神＂,自己捆绑自己的手脚,也需要谨慎的策略选择。     

进一步加强反腐保廉制度建设与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思考

官员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长期不满的一个社会焦点,是弱化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强大腐蚀剂。进一步加强反腐保廉的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使任何权力及其运行过程都处在阳光之下,受到制度法规的约束和监督,是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权力腐败、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措施。当前要建立和完善并使其法规化的反腐保廉制度体系,主要应有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对挥霍和浪费公款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持有外国国籍和＂裸官＂的领导干部的使用和监督制度、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领导干部宣誓就职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等。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做反腐保廉和遵纪守法的模范。     

严惩前提下的社会系统性反腐败方略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腐败案件恶性升级。严惩是反腐败方略的首要选择。严惩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尚需社会系统性反腐败措施加以配合。按照社会系统性反腐方略的要求 ,应将具体的腐败过程进行系统性透视 ,在腐败意识层面加强防范 ;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有与之配套的反腐方略 ;应从官员与非官员互动的视角设计反腐方略     

评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制度

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监察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并积极使之付诸实施。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有效地遏制了政府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但是,由于自身的缺欠,加之实施范围极为有限,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下,监察制度不可能彻底遏制政府官员的腐败。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努力推进监察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利用独裁专制制约了其正常的运行,使之无法履行职责,日渐衰败,名存实亡。本文试图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制度作一初步的评析。     

论公共行政中的个人伦理自主性

人们通常将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归结为官僚机构中的个人的不道德。研究表明,尽管理性人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也会受到良心的约束,其行为的道德属性很大程度上跟他所处的环境有关。官僚体制造成个人对组织机构的绝对依附和个人责任感的丧失,对官员的伦理自主性产生影响。而要提高个人的伦理自主性,不仅在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而且在于个人自身伦理意识的加强。     

依法行政,遏制行政权力腐败

行政权力腐败是每个政府都要遇到的顽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行政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对官员既授权又相应地控权，并且建立奖惩、监督等制度，达到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目的。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以2009-2015年50个案件为例

高级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的研究有利于未来防范和治理高官腐败问题。以2009—2015年期间的50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例,选取设定了相关指标对它们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省部级腐败官员多为男性高官,高学历腐败官员越来越多,案件查处及完结速度提高,初腐败年龄呈年轻化,多数从厅级开始腐败,跨地域腐败问题严重等。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结合数据分析从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两个方面对腐败原因进行了相关解释。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股市何以与宏观经济反差巨大

吴珊撰文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李达昌案，不足以得出选拔学者型官员具有导向性错误的结论。他说。即使他的行为构成腐败，也是个别现象：“从我熟悉的法院检察院系统来看，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学者型官员，没有一个因腐败问题而去职的。”如果说学者型官员会犯错误，非学者型官员犯错误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不能因噎废食。     

小议完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消极腐败现象呈阶段性多发、高发态势。一些官员的腐败行径可谓令人发指,却往往因财产从未申报或未如实申报,而为所欲为。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是一把反腐败的利剑,但为何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却频频失效呢?主要就是由于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上的弱化,执行中的敷衍塞责,使其对腐败的打击力度极为有限。分析当前我国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所存在的制度缺陷,从而找到进一步完善其制度的对策建议,将有助于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对策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对推动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公民权利与政府及其官员权力不对称,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足,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激励机制、保护机制及回应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公民参与腐败治理仍面临着许多制度困境。应通过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优化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完善激励制度和保护制度等,破解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     

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 ,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 ,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 ,造成了腐败在转轨国家滋生蔓延。转轨国家要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 ,就必须有效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增大腐败的成本 ,今后反腐败措施是 :1.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减少任意决策权 ,缩小政府规模 ;2 .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激励 ,实行“养廉工资” ,以期加大革职的代价 ;3.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 ,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以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     

地区官员腐败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     

扩大开放能减少腐败——韦尚津的“自然开放性”理论

最近对腐败的经济影响的研究激增,这使人想起有关鸡和蛋的古老难题。几乎每篇这样的文章都涉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腐败,还是先有与腐败相关的经济现象? 以腐败与国际贸易为例。看来合乎逻辑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腐败会损害对外贸易,因为外国人将宁可不与索贿的海关官员和靠不住的官僚打交道。另一方面,同样似乎有理的是,外贸很少的国家即使致力于遏制腐败,也不可能获得很大利益。在每一种情况下,在对外贸易与腐败程度之间都存在一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行为机制研究——基于期望效用函数视角

文章从梳理我国国家层面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和部分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出发,提出了未来完善财产申报制度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通过对官员在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下的行为选择构建期望效用函数,即申报真实性选择、真实性投票检测、赦免政策下行为和审查部门跟踪调查四种行为的期望效用函数分析,推导出官员在我国现有财产申报制度下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策略。并基于期望效用函数的结论,提出制度推行时机在增大腐败惩治概率后方为成熟、面向社会公开财产申报结果、由纪检部门受理审查申报结果和加大违反财产申报规定处罚力度等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策略。     

“政府腐败”析论

由百姓纳税养活的政府官员,因为具有支配资源的各种垄断权力,有可能会不按照其承诺尽心尽责地执政为民,更有可能会做一些伤害百姓权利的事情。官民对立以及官员权力（power）侵害百姓权利（right）就是政府腐败的要害所在。“政府腐败”这四个中文汉字所内含的政治底蕴和政策含义是：政府官员要具备德才兼备的从政素质,面对寻租诱惑时有分寸地使用公共权力,拒绝与“肉”字有关的各种诱惑,把国兴科教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国策。有国家就有政府,有政府就有腐败。既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政府与不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也不可能得到不完美的政府与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更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政府与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仅仅能够得到不完美的政府与不完美的官员之间不尽完美的公共组合。     

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现代化 ,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腐败历来与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权力腐败的产生是权力异化的结果。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其自身的特点内含着异化的可能 ,当前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为权力异化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条件 ,必须从制度建设、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腐败进行遏制     

反腐败监督中的制度激励悖论分析

加强对腐败的监督一直是我们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治理日益加剧的腐败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应地制定了监督激励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起到显著效果,却形成了制度激励悖论。官员与监督者在经历了政策出台初的短暂博弈后,恢复原有均衡。要打破这一均衡,必须从制度层面上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构建,改变博弈各方的收益结构、信息结构等,才有望建立科学有效的最优均衡。     

腐败现象的经济伦理学分析初探

腐败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有可能产生,但其严重程度及普遍程度却不尽相同,其中的差异反映了特定制度对制度内个人行为的约束有效性之间的差异.本文主要从利己与利他、公共权力的客观存在以及制度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监督与激励的有效性等角度,剖析了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并从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了抑制腐败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