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海南的黎兵

从元初的黎兵,黎兵万户府的设立、罢废与复立,黎兵万户府与屯田机构的关系,黎兵万户府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元朝政府使用黎兵以“治黎”的原因,黎兵与土官制度的关系,如何评价黎兵制度等7个方面对黎兵进行了论述。     

重庆直辖市简称"渝"的商榷

重庆直辖市的简称,自其1997年春一成立时便公布为"渝".理由很简单:原重庆市本来就简称为"渝". 设立直辖市之前的原重庆市简称为"渝"是合理的,也是有历史依据的."渝"之名来源于隋开皇初年在今重庆市城区设立的渝州,因水为名(<元和郡县志>卷33渝州,854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唐因之,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改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升为重庆府.元改为重庆路,明初复为重庆府,清因之,1913年府废.     

明代海南的“黎兵”

明代海南的"黎兵",是在明代海南卫所军事制度之下设立的地方民族武装组织,由土舍督领。明初对黎兵组织进行了重建,黎兵在军事、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由征兵制度改为募兵制,并且"革"、"复"不断。     

“万户路”、“千户州”——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

本文考察了蒙古南徇中原将具有草原游牧文化传统的军政合一性质的千户百户制带入华北汉地的具体历史过程,并对该时期世侯(或部分当地长官)所系军事职衔(万户、千户,或佩虎符、金符)与其所占路府、州郡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比对,揭示出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即汉地万户往往对应于路府单位,千户则基本对应于州郡单元。本文将此归纳为"万户路"、"千户州"。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宋代镇市、草市户口及其有关问题

宋代草、镇市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整体上还不高,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根据熙宁九年全国与各路"草、镇市"保丁数推算:草、镇市两丁以上的户为230,528户,仅占全国保甲户的3.326%.若以此比例估算,则全国草、镇市户约有484,197户,比学界估计的宋神宗元丰年间镇市户(不包括草市户)66万户要低三分之一.     

"洗权"与"洗钱"

近年来,不断从媒体上看(听)到关于"洗钱"这个名词。虽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但是,若用文字确切地表达出它的实质,还真是不那么容易。在1999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总算找到"洗钱"一词的注解:即"把非法得来的钱款,通过存入银行改变名义、性质成为合法收入,叫做洗钱。"为了帮助理解"洗钱"两字的现实含义,又从网上搜索到《海南惊现巨额洗钱案,两年洗白6000万黑钱》一例:原海南省检察院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司法会计师蒙远鹰和办案人员为记者勾勒出了黄汉民洗钱的四种手法:     

关于唐代定户等及户令中几个问题的研究

本文拟根据史籍中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史料,讨论关于唐代定户等及户令中的几个问题。一唐代三等户和九等户始于何时《通典》六《食货典六·赋税下》(《册府元龟》四八六《邦计部·户籍》略同此):(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至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     

"议行合一"还是"民主集中制"--对我国人大制度组织原则的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人大制度的组织原则,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议行合一";另一种是"民主集中制".本文通过对这两种观点的考察和分析,认为我国人大制度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议行合一".同时对其原因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也谈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革新

马克思审美理论的主要来源是德国古典美学,其中康德和席勒最为重要.关于美,康德提出了"美的理想"说,认为理想的美是合主观规律(审美的规范观念)与合他律目的(理性观念即道德)的统一;席勒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美是"技巧中的自然",即美的对象是合客观规律(技巧或技艺性)与合自律目的(自然或称本性)的统一.二者的观点都良莠互现,马克思汲取了前二者理论的有价值部分,认为美是合种的尺度(客观规律)与合内在的尺度(自律与他律目的)的统一.这样,马克思就科学地解决了德国古典美学所遗留下来的"审美与自由"之历史谜题.     

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

“生黎”与“熟黎”是宋代以后记载黎族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汇,它反映的是古代汉族文人士大夫对古代黎族内部不同族群的认识。论题从“生黎”与“熟黎”的出现、“生黎”与“熟黎”的特点、“生黎”向“熟黎”的转化、“生黎”与“熟黎”的分布四个方面对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进行深入的研究。     

试析唐代赞皇李氏之门风 --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风之比较为中心

赵郡李氏,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崔卢李郑”四姓之一,至隋唐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优雅”的门风。其中赞皇李氏一支尤为突出,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在中晚唐政治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更是两次拜相,且分别在“元和中兴”和“会昌之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氏三代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浓厚的传承性,正体现出华北世家大族所独有的家学门风。     

李觏“礼顺人情”的伦理观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礼治是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李觏言礼是源于人的自然欲求和出于人的内心情感，其实质已触及伦理道德规范产生的真谛。     

论李东阳对李白的接受

李东阳是明代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李白十分推崇和景仰。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李白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确立了发展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宗瀛:杜甫、李贺等经典诗人在广西的传人——"杉湖十子"研究之三

李宗瀛是19世纪中叶广西著名的诗人,“杉湖十子”之一。其诗熔杜甫、李贺、李商隐等经典诗人风格于一炉,表现出奇、艳、豪、沉的风格特点,成为一千余年后,杜甫、李贺等诗人在广西的传人,具有独特的价值。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基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一书,归纳分析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梁认为李鸿章是"真将将之才"的兵家,是"为时势所造"的洋务"英雄",是"应龙入井"的外交家;认为把晚清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将"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是不公道的。梁与李"政治上为公敌",然能以公平之心为史,所述凿凿,所论淳淳,为今天评价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审视的视野。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论汉字与古代礼仪文化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蕴涵了丰富的礼仪文化信息。且、祖、俎、豆等字蕴涵了吉礼文化;丧、葬、墓、坟等字蕴涵了凶礼文化;田、获、焚等字蕴涵了军礼文化;朝、宗、觐、会等字蕴涵了宾礼文化;婚、采、媒、妁等字蕴涵了嘉礼文化。     

李维桢谱序研究——兼论李成梁籍贯

李维桢是晚明名士,目前他的诗学成就学术界已经有人进行了为数不多的研究.基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留下的谱序进行研究,以期发现他的谱学观点,同时探讨李维桢家谱评价思想及这一思想的渊源,并通过李维桢谱序中的材料问接推论李成梁的籍贯问题.     

一代通儒李觏论

李觏与宋初的胡瑗、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同为具有博学通识的一代通儒。通儒的前提条件是对儒学思想的深透把握而又能通经致用,通儒的最高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精微而致广大。作为一代通儒,李觏对现实问题有特殊的敏感,他的《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等种种策论,体现了变革社会现实的先进思想。《易论》作为其思想基础,同时又有强烈的目的论倾向,“常”与“变”在李觏那里达成了一种辩证和谐;然他更重视“通变疏达”,反对“一本于常”。《礼论》为其思想核心,论述了一个完善社会的制度与秩序之观念;他的“礼”兼具本体论的价值范畴与协调论的功能范畴,因而有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