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的文化建设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正统学术,对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经学的任何变化、发展,都在文化领域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是如此。汉代经学与文化建设的这种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范文澜及其《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理论启示

范文澜先生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学家,他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通史简编》所形成的史学理论不仅指导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在实践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进行经学史研究,即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斗争是经学发展的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等。这些史学理论指导经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对我们今天实现经学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清代初期实学研究论纲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学术发展至此已达到较高水平。先秦以来出现过的各种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在清代大都可以找到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与归宿。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此为有清一代实学学术之滥觞,初步奠定了乾嘉汉学和晚清新学的基础。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并开始新的转型历程。总之,在清代初期,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和社会实际问题研究,均取得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就。     

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此一阶段,巴蜀大地社会安宁,经济富庶,加之本地的尊儒重教传统,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蜀学的繁荣.本文系统总结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家族文化、经学传承、史学创新和小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系统展示了此期巴蜀文化的面貌和蜀学繁荣的历史.     

《汉书》中经学、史学、文学的互动

整部《汉书》以经学为精神指导,以史学为起点,以文学为表现,三者在作品中互相参与、影响,组成作品内在的浑圆特质,经学影响史学的思想、体制,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史学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加强巩固了经学的思想;文学特点的鲜明化,正是对史学学科和经学学科特点的否定,从而促进了学科各自的独立。     

经学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的发展对司马迁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影响又是多方面的。经学的发展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观念和《史记》创新体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官私修史并兴与史学发展新成就略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官修史兴盛和私修史成风,史家辈出,史籍著作数量颇丰。同时,史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纪传体和编年体并肩发展,相辅而行;史学评论兴起;佛教与玄学在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经学思潮的兴盛引发了汉末一系列流弊,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探讨本末颠倒和名实相乖等流弊的过程中,本末观的思想方法凸显并逐渐清晰,最终成为魏晋玄学本体论建立的基石.老子思想在汉末的被激活和被吸收,是联接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而这一环节,我们亦可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找到清晰的痕迹.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论东汉《左传》地位之变迁

就整个东汉经学演变来说,《左传》地位的变迁无疑是最突出的事实。《左传》成为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著向标。考察东汉《左传》地位的变迁,可以看到,东汉前期(光武至明帝)、东汉中期(章帝至质帝)和东汉后期(桓帝至献帝)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左传》地位变迁的递升轨迹。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