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斯特罗姆立足于自身对制度供给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专注于人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走出由集体行动所引致的诸多困境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可以说,自主治理思想冲破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窠臼、扩展了现有的制度理论,对现实情境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可持续地使用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模式奠定了基础。奥斯特罗姆的相关成果让研究者不再坚持主张借助于政府管制或外部强加的个人产权的私有化,是避免“公地悲剧”非此即彼的唯一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包括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传统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等方面。     

公共资源治理的理论构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往诺贝尔经济学奖之路

作为人类社会互动的游戏规则,制度在不同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制度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与政治学整合研究的重要途径,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制度分析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教授,以表彰她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在公共资源治理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本文回顾埃莉诺早期在地方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制度分析框架的形成过程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情况,特别是她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方面的贡献;并介绍以埃莉诺为核心人物之一的布鲁明顿制度分析学派的最新研究方法、研究途径和理论框架;最后,本文解读埃莉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和启示。     

自主治理何以可能——审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局限

荣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针对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绩效的内在机制予以阐述,另辟蹊径地提出资源占用者自主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构建出一套资源治理的自主治理思想.该文围绕奥斯特罗姆关于人类社群可借助自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系列思想予以细致剖析,旨在对奥氏自主治理思想进行全方位...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路径

当前,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一场现实的运动,它意味着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革命,特别是以公共行政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会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问题。由于近代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变革中,必须选择构成主义的而不是结构主义的变革路径,而且,人类也完全能够在构成主义的路径中自觉地规划革命的进程。后工业化的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它的观念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公共行政的变革则是其突破口。这场变革的基本目标是,建构合作的社会及其道德的制度。     

奥斯特罗姆·中国·社区治理

2009年10月12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宣布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对经济管理的研究,特别是在公共选择方面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而荣获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简论社会治理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建设

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可以使冲突各方建立合理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其行为更趋于理性,更偏向采取合作策略。中国现行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在应对现实公共冲突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性错位降低了治理效能,冲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格局使治理潜能受到限制,过度强调冲突预防的冲突治理策略使冲突的正向功能难以释放,冲突治理形态的运行失衡造成制度成本提高,以及冲突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使治理缺乏成效。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应当致力于三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三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为冲突"自我治愈"功能的实现留下空间,冲突控制与冲突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以及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对我国参政党、执政党、司法或立法组织牵头推动其他不同组织之间合作进行公共治理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得出对公共治理中组织合作方式的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内的描述。分别用"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和"含有对等性思想的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分析"等理论对组织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最后获得从社会网络视角看组织合作的清晰描述和独特认识。     

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

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今日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英国联邦主义的意涵——构建一个自治的社会》

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如果可能,它能够保持稳定和良好的治理(假定是一些公认的标准如效率、公共品的合适供给、物质进步等等)吗?这是许多热爱自由的人们深深关注的问题。古典自由主义告诉我们,经济自由和一个完善的私人财产权利体系已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腐败治理制度研究

腐败是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反腐倡廉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腐败现象呈现出新的特点,腐败的治理变得尤为重要。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为辅助,以探求腐败利益链为切入点,紧紧围绕国情,以选择控制源头为重点,构建一套集训诫、惩治和预防功能为一体的制度体系。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公共事务治理行动的影响因素——兼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参与主体之间治理行动水平的高低.作为一种分析路径,我们将治理行动作为因变量,而将个体层次、微观层次和宏观环境中各变量因素作为自变量,从而提炼出一个关于公共事务治理行动的分析框架.在实务过程中,治理主体必须分析社会—生态系统中影响治理行动的关键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指导实务操作,提升治理行动的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社会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思想是基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产生,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理论特质。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深刻的批判性、全面的系统性及彻底的实践性的理论特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思想的理论特质,指导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由此,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理论指导之一。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