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法》之不足

《信托法》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信托事业的发展 ,但《信托法》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够 ,有些条款表述不合理 ,个别条款规定得太随意     

我国信托监管体制建构刍议

《信托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有利于改变我国信托法制扭曲运行以及信托业无法可依、无序运作的尴尬局面 ,但也对信托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建构我国信托监管体制 ,必须重塑信托理念 ,充分认识信托转移与管理财产的两大制度功能 ,将信托监管的价值取向准确定位为安全与效率。本文建议制订《信托业法》以及其他规则 ,建立以政府专门监管为主、行业自律监管为基础和社会监督为补充的信托监管体制     

论信托制度的的演变与传播——兼对我国继受信托法的两点反思

从消极信托到积极信托的演变以及信托品种的创新,反映了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及其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一国继受信托法的根本动因;信托法的成文化和法典化,为信托法的移植尤其是跨法系的移植扫清了障碍,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信托法源自具有深厚的判例法和衡平法传统的英国,对法律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观念等本土化资源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信托法在移植的过程中必须克服诸多制度上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能克服,即使制定出了一部完善的信托法,也至多只能具有形式意义,甚至可能产生破坏既有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系的严重后果。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信托财产归属的关系——兼论中国《信托法》第2条的解释与应用

《信托法》第2条中"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的表述为当事人根据交易目的决定信托财产的归属提供了可能性。信托的实质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财产权属转移给受托人只是实现独立性的一种安排。在委托人保留信托财产权属时,只要法律上对委托人义务责任有明确的规定,信托财产可辨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仍可实现。英国信托法下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的安排与英国当时的土地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即使在英国法下,信托财产的转移也只是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的条件之一,而非全部。     

对完善我国信托制度的思考

信托法在我国已颁布施行 ,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很多缺陷。因此 ,作者从正确界定营业信托的性质、完善信托公司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明确公益信托的管理机构等方面 ,提出了尽快完善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信托法》对消极信托的态度——以英美信托法为借鉴

当今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利用消极信托关系规避法律的行为.对此,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通过防止规避法律条款等方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国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对于消极信托的确定标准和法律效果没有规定.适当借鉴美国信托法制度中对消极信托的规定,这对完善我国 <信托法>是有所帮助的.     

论我国信托法律制度的现状与立法的完善

一、概述一般认为信托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起源于13世纪封建时代的英国,于18世纪末传入美国,逐步发展成为普通法系一项独有的法律制度。自本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加以借鉴吸收,日本、韩国先后于1922年、1961年颁布了各自的《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德国、法国在利用信托活跃经济方面也有所动作①。但是,各国信托法在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甚至相当大的差异。差异的存在,表明这些规定并非为信托法所固有,而各国信托法的共同性规定才是信托制度的本质所在。从各国的共同性规定可以看出,所谓信托,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关系…     

论信托的法律性质及我国《信托法》的得失

本文阐述了信托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发展与运用 ,以及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的借鉴与吸收。论述了信托的法律性质及其在大陆法系国家引入信托制度所碰到的理论难题 ,并由此阐明了信托是一种物权与债权交织在一起的财产关系。就我国《信托法》而论其有着符合客观实际与理论的一面 ,当然 ,其中也存在着仍需完善的部分     

从属性规则对担保权信托的影响及其消除

作为一种以担保物权为信托财产的特殊类型信托,担保权信托是担保制度与信托制度融合的产物。担保权信托导致被担保债权与担保物权在形式上分离,故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其设立和管理会受到《民法典》担保物权从属性规则的影响。虽然担保权信托发源于英美法系,但也有采用担保物权从属性规则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引入了担保权信托,其经验值得借鉴。我国消除从属性规则对担保权信托的影响,宜采用《民法典》和《信托法》联动修改的方案。《民法典》担保物权分编可设计担保与信托相衔接的条款,以特别授权的方式允许担保权信托的设立。《信托法》宜改造信托设立规则,并根据不同的担保权信托设立方式设计配套规则。     

MBO信托产品法律分析--以全兴集团MBO信托产品为例

作为公司并购的重要方式之一 ,MBO因契合了国企改革的要求被一些地方政府大力宣扬和推广 ,MBO热潮随之而生。受限于我国金融法规繁多和滞后的现状 ,早期的MBO操作实践存在不少问题 ,直到《信托法》等一法两规出台以后 ,理论界开始推崇MBO信托产品 ,认为其是实施MBO的最佳工具。当前的两种MBO信托产品并非没有法律问题 ,只有灵活运用信托制度和信托原理 ,才能绕开现存的法律障碍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体现为《行政许可法》第8条和第69条,自2000年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在限制公权力上有着显著效果。但是作为在20世纪初逐步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兴起的原则,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司法运用中都需要完善和进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司法实践中信赖保护原则在适用框架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问题以及该原则的适用缺乏程序性保护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电子商务环境下信任机制的建立方法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信任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通过对电子商务信任问题进行系统的剖析,信任评估体系不合理、交易过程监管机制不完善和相关法律不健全是引起电子商务信任问题的主要原因。合理的应对方法是：应该在信任评估体系引入能真实反映诚信状态的新模型;健全政府和金融管理机构参与的多方监管机制,促进诚信制度的形成;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保障电子商务诚信的发展。以解决我国当前电子商务环境下存在的信任问题。     

我国乳制品行业信任危机形成的社会学分析

在社会问题的视域下阐述我国乳业发展的重大障碍———信任危机的形成;以社会学的视角阐述国内乳业的信任被破坏的过程、我国乳业信任环境以及消费者真正理性缺失的现状;此外,从经济角度综述了我国乳业发展的障碍,从消费者风险感知、媒体、社会信任体系不成熟等方面做了社会学的归因分析;最后,对于我国未来乳业发展的前景提出了制度和理性的诉求。     

试论互联网环境下“数字遗产”的继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日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遗产”是人们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形成并可传于后入的宝贵财富。国内外“数字遗产”的相关案例及实践表明,“数字遗产”继承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法律应对“数字遗产”继承进行规制。     

检察官刑事拘留决定权之探索

在我国,刑事拘留权主要在于公安机关,但刑事拘留作为一项涉及人身的较为严厉的措施,实践中存在程序保障上的不足,权力配置过于单一以及超期羁押等诸多问题,必然要求变革刑事拘留的决定主体。我国并不能全盘引入国外普遍支持的以法官为主体的司法令状制度,但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由检察官行使刑事拘留决定权。从检察官的中立性,法律监督职能,公众的司法信任以及诉讼效率等方面分析其适用之合理性。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论精神损害赔偿的价值特征

近年来,随着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司法实践的发展,我国逐步建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该制度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作者在对我国现今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人文内涵和价值追求的角度出发,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性、惩罚性和警示性三个价值特征作一些有益的探讨。     

我国信息披露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以因果关系和信赖推定为中心

信息披露民事责任制度是我国证券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的核心在于因果关系要件,而因果关系的认定与重大性标准和信赖推定原则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结合法理学及司法实践对两者进行细致解析。本文认为可将重大性标准排除在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之外,而信赖推定原则以欺诈市场理论为经济学基础,具有诸多可借鉴性。     

中国语境下的判后答疑制度

判后答疑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大量涉诉信访案件的司法政策,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短期内有助于降低申诉、上访率。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判后答疑制度之后,判后答疑制度已在全国各级法院陆续试行。但是因其固有的缺陷和功能弊端,长期坚持判后答疑会有损于司法权威。司法机关应将司法制度创新的重心由诉讼外的司法政策转移到诉讼内的制度完善上来,通过充分利用判前说理制度、心证公开制度等来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才能真正使当事人服判息讼,案结事了。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元困境”

由于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借用"三元困境"这一术语,通过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实问题所做的梳理与探究,提出"强势"的中国政府、尴尬处境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弱势"的民众群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大制约因素,我们必须要认真总结分析过去的经验教训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以此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三元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