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受刑的原因与《史记》成书之谜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遭遇李陵之祸,李陵之祸只是导火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不满与批评。关于《史记》的成书之谜,《汉书》明确指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似已有定论,但王充的《论衡》与《文选》的李善注似又否定了《汉书》之说,故特意挑明疑点,以求高明。     

司马迁遭李陵祸及受宫刑之真相辨析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潜心于他的不朽巨著《史记》撰写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如晴天霹雳,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李陵事件”之祸.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司马迁坦诚地向汉武帝陈说了他对李陵败兵匈奴一事的看法,而独断专横的武帝听不进逆耳忠言,便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将其下狱,处以宫刑(又称腐刑).事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分析这件不幸的遭遇,觉得事情的发展并不就是如此简单,而是有其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所谓“诬上”、“沮贰师”只不过是汉武帝利用李陵案件玩弄的幌子和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教训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史记》实录史事,在许多地方揭了汉武帝的短.在此之前,武帝早已怀恨在心,但是碍于司马迁位居史职的身份,无法直截了当地给他点颜色和厉害,适逢此事,于是阴险的武帝计上心来,演出了这幕遮人耳目的丑剧.下面试论述之.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辨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贵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

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李恩江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作《史记》，彪炳千古，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ｙ’①。可是，他的一生并不顺利，遭际不偶，四十八岁时竟因李陵事被处以残暴的宫刑④，《史记》...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司马迁的《史记》笼罩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李陵之祸、忧生之嗟、忧天下史文之不传是司马迁的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 ,卓越的历史学识是司马迁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因此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既是个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更主要是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发愤修史消解了他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他的悲愤屈辱意识。     

司马迁的心理障碍

本用司马迁自己选用的史实来论证司马迁的心理障碍,以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评史遗下的错案,贬抑了李广畏罪自杀、李陵投降,为有功于国的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张目。     

《史记·李陵附传》非窜伪考

《史记·李将军列传》后附的李陵的传记历代很多学者都认为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至今仍有很多追随者,文章就此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多方求证认为《史记·李陵附传》确实出自太史公之手,并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在被祸之后,其思想、人生观、及创作态度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     

千古悲辛俘虏歌——论李陵《答苏武书》有关诸问题

李陵《答苏武书》被萧统系于《文选》"书"类之首。唐刘知己从史迁阙载和风格上首疑作者之伪,苏轼坐实之。近世以来,已成定论。其因有三:仍前贤之成说,伪托苏李赠答诗的波及,李陵其人为俘虏的道德判断所累。本文详考了辨析了作者伪托说理由之妄,论述李陵为《答苏武书》作者之由。司马迁曾因平议李陵其人而罹祸,兹后再无人为李陵置一辞。本文从忠孝的取舍与尴尬角度析李陵降胡之因由,并对《答苏武书》所披露的李陵的心路历程作了勾勒。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司马迁是我国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一部《史记》奠定了他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创作这部不朽的传世名作时,却历尽了千辛万苦,饱经磨难。年轻时调查、考证,收集有关史料,不避艰险,进行了两次大漫游。第一次,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第二次,“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此次虽为“奉使”,但使他日后写《史记》中有关少数民族部分获益非浅。特别是中年的司马迁,正当《史记》“草创未就”时,不幸遭了李陵之祸,为了完成写作,他甘愿     

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

李陵之祸促成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思考,他忍辱负重,追步前贤,把个人的痛苦化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形成了其绚丽多彩、光芒竞天的人格精神。从而展现司马迁居辱不屈的人生斗志、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至诚相交的人间真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试析汉武帝对李陵的信任

西汉武帝天汉二年,李陵败降匈奴,此事对于当时的西汉王朝、匈奴以及李陵自身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汉武帝和李陵这一对君臣的关系,对于整个李陵事件以及后续的发展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从一定程度上论证了汉武帝对李陵的信任,并认为汉武帝不应当对李陵的败降承担主要责任.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信念之伟力

伴随着台湾歌手郑智化《星星点灯》的优美旋律,画面上显出片名:信念之伟力。(一)嵯峨的长安城。月儿西沉。更鼓声声。宅内,一灯如豆。惨淡的烛光映照着司马迁憔悴的脸庞。[旁白]公元前99年,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因上书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不幸下狱,被处以宫刑。身陷囹圄的司马迁,眼望苍穹里的点点寒鸦,眼里充满了绝望。他的画外音:“身心惨遭凌辱,我该如何?若了此余生,‘草创未就’的《太史公书》不就夭折了吗?不,我不能倒下!”[旁白]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隐忍苟活”,发愤著书,以实现先父的遗愿,“述往事,思来者”,从而…     

《屈原列传》的写作特色

《屈原列传》节选自司马迁《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公元前145——约90年),字子长,汉朝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十岁以前曾学过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闻佚事。四十八岁时“遭李陵之祸”,于是进一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怀之纪”,发愤著书。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写成了《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其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     

谁断了李陵的归汉梦？

李陵何许人也,他乃是西汉将领李广之孙,应该说来,李陵擅长骑射,英勇善战,爱护士兵．人缘皆好,是汉朝一位不可多得的武将。公元前九九年秋天,李陵奉汉武帝之命,率兵出师匈奴,战斗打响之后,李陵又主动请求五千步卒,与匈奴八万军决死恶战,他以一当十,连战连捷,原本,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心理机制及价值

《史记》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心理也为后人所探寻。汉武盛世的大一统,司马家族的史官传统,以及司马迁本人的才智和理想,都促成了《史记》的产生。而经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其"发愤著书"更成为后人对于其创作心理的共识。《史记》在作为实录历史的同时,具有浓郁的悲剧氛围,同时也兼具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发愤著书"说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理念,涉及到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方面的具体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艺心理学价值。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关于司马迁忍辱求生的原因——“仆又佴之蚕室”的注释问题

<正> “仆又佴之蚕室”语见司马迁的《报压安书》: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饵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乎!悲乎!上引文字,系据萧统编的《文选》。其中“仆又佴之蚕室”一句,《汉书·司马迁传》作“仆又茸以蚕室”。此句文字略有出入,注家解释颇殊。《文选》李善注引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五臣注因袭并补充李善注云:“佴,次也。蚕室,汉行割刑(引者按:谓腌割之刑,即腐刑,亦曰宫刑)之室,使其避风养创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