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

南宋后期朝政腐败，士风萎靡，多数士大夫平时竞逐名利，临难则但求保全身家性命，非降即走，上下解体,终至国亡。理、度两朝进士中能以身殉国或坚守气节、拒仕元朝者只占少数，却有相当多人热衷于谋求新朝官职。由于元朝对南人的欺压和对南士的歧视，多数南士得官甚难。地位跌落，因而深为抵触和不满。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十人政策的实施，到世祖末、成宗初，南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明显转变，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     

应当怎样评价李密?

李密,是隋末农民起义时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关于对李密的评价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多数人对李密持肯定态度,认为李密参加杨玄感起兵标志着他“脱离了隋朝统治阶级”;参加瓦岗军表明他“突破了原来的阶级界限,已成为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一位“卓越的农民起义领袖”。有人虽然也承认李密有“缺点”和“错误”,但又认为他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当之无愧的。也有少数人根据李密曾投降越王侗,简     

从隋代官制改革看专制主义政治的加强

隋王朝是继魏晋长期分裂割据以后出现的一个人一统的封建王朝。为巩固统一,加强集权,杨坚、杨广父子在职官制度上曾作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不仅在当时对于消除分裂割据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对我国以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一) 杨隋政权是篡周而建立起来的,但从职官制度来说,它却主要是承袭了魏晋、北齐的制度。关于这一点,《隋书·百官志》在序言中曾有详细的记载:“有周创据关     

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

1 .前言元史研究从来把“民族四等级制”看作是元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的特征。根据元史学界的一般提法 ,元朝把治下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 ,并据其所处等级在为官、刑罚、禁令、赋役等方面作出了与之相应的政策或规定 ,这主要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南人的警惕。这种看法是公认的元朝的多民族政策的基础。①但是 ,最近有些日本专家指出 ,要深入了解元朝政策或元代社会 ,以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二项对立关系为切入点是不确切的。② 那么 ,在元代政治、制度和社会中 ,四个等级到底是如何划分的 ?笔…     

论"尚文"风气北传对隋及唐初统治阶层的影响

隋统一后,大量南方士人被迫入关,由于北方王朝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矛盾心理,对南方士人的排斥以及南士自身的特点,他们在隋及唐初大多进入王府并以文学、顾问进身。他们的仕途经历以及随之北传的尚文风气对当时的统治阶层的精神、好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元朝民族等级政治述略

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 ,以少临众 ① ,为了能够巩固统治 ,实行民族等级政治。蒙古人是第一等 ,色目人是第二等 ,汉人是第三等 ,南人是第四等。按照民族等级 ,享有各种特权。在人事、法制、军事、科举等诸方面 ,都是蒙古人地位最高 ,色目人次之 ,汉人、南人地位最低。本文对蒙元民族等级政治 ,依据翔实史料 ,作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和论述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儒法歧义与合流：以孟子三纲为中心

在三纲上孔子讲君臣父子、孟子讲父子君臣、韩非讲君臣父子夫妻、董仲舒讲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在学派上主要涉及儒学与法家,在内容上涉及两纲还是三纲、君臣父子还是父子君臣,在立场涉及国优于家还是家优于国,在结构上涉及双向互动还是单向僵化;孟子的观点在儒学内部与孔子有异同、在儒学外部与法家韩非有异同,孟子在三纲上的主要观点对历史有复杂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政治动因及意义分析

出于应对国际上共产主义制度的全面衰退和执政党合法性维护的政治需要,也出于国内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1978年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战略,该战略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内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论明代南充"二陈"在政治上缘何得势不得志

明朝南充的陈以勤、陈于陛父子二人先后担任内阁大学士,然而由于当时的时代和世风阻挡、官僚间的倾轧和皇帝的庸碌,他们的不愿合污、不善钻营、政治上的善良使他们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政治可以成就人才,但在这里,政治却湮没了人才。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隋修长城和大业初年的国防工程

隋文帝和炀帝都曾修筑长城，炀帝还在太平时节兴修了一批国防工事及其它一系列大型公共工程，企图奄吞周汉成不世之功。然“功业相同仁暴异”，隋场帝超越时代，做当时人民承受不了的好事，终于以急政、苛政形成系统的暴政。     

隋炀帝开运河为巡游史事辨析

本文搜集史料对隋炀帝即帝位后大业元年连兴大役 ,在南运河开凿贯通后即率后宫百僚巡游江都的史事 ,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政治分析。驳正了旧史旧小说所谓开河巡游为享乐游玩的说法。指出南巡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 ,促进了国家统一 ,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 ,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但耗费太大 ,民众难以承受急政重役 ,而“帝王若竭生灵力 ,大业沙崩固不难”。     

隋文帝死因新探

隋文帝杨坚之死 ,传统看法是被其子杨广弑杀。本文通过考证分析认为 :文帝在花甲之年纵欲过度是其身体虚弱、患病、死亡的根本原因 ;太子杨广对其父皇爱妃陈夫人的非礼行为及为政权和平顺利交接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 ,引起病危中的文帝的极大愤怒、怨恨和猜忌 ,是文帝于 64岁时气愤至极而死的直接原因。     

暴君隋炀帝评价的论辨——关于暴君之暴的政治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隋炀帝的评价众说纷纭。国内外学界提出了为炀帝翻案摘掉暴君帽子的新观点。实际上,隋炀帝大兴工役要创不世功业,虽然不是昏君;但是好大喜功超越历史限度,虐用民力,不尊重子民最起码的生存权,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大规模暴政,成为千古暴君。     

试论杨坚法律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

隋文帝杨坚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对隋唐法制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尽管杨坚的法律思想在晚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总体上杨坚的法律思想与实践中表现出了儒法兼收、及时变法以及慎刑恤狱等几个特征。杨坚法律思想的特点是时代特征和中国法律发展规律共同造成的。     

论隋朝杨氏父子的地位

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开国者杨坚在实现和初步巩固统一上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继承者杨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的统一，并把隋朝推向了极盛。杨氏父子晚年的失误，不能简单地以腐朽、淫暴来看待，更不能以此抹煞两位帝王的伟大功绩、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从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关系的差异看其文化倾向

本文通过对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的微妙关系的比较 ,认为虞世南与太宗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 ,而且有着良好的私交 ,而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则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张力的君臣关系。造成这两种关系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太宗对南方文化的崇尚超过北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