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酒吧"与"街道"--由空间符码看90年代末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变化

从写作中空间符码的角度探讨女性文学在9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变化的表现、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从“房间”经验写作到“酒吧”和“街道”经验写作,女性文学的姿态由封闭自足走向开放交流,现实生活的风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小说中,性别话语与性别关系的构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扩展、深化和激活女性文学的同时,也使其面临媚俗的危险。     

余华论

余华以其富有创造性、超越性的写作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这一个”。他对文学意义的回避与探询构成了写作理想和文本实践的矛盾,从叙事法则和策略上进行“精神真实的奇想”以及以“寓言式写作”建构文体形式都使得余华的小说世界在文学的“变”与“不变”之关系参照中获得价值。     

论金庸小说的三种文化现象

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创作,它诞生于香港商业型的文化氛围中,为刺激报纸销量而写作的意图明显。它一度曾被称为“毒草”,又经历从禁书向经典的命运转变。９０年代,在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潮流的裹挟下,它成为大众媒介的改编对象,衍生出众多的文化产品。商业化、经典化、产业化是解读金庸小说无法回避的三种文化现象,金庸的小说在传统文学观念的封锁下,进行了一场成功的突围表演,一种与现代商业文化紧密结合的文学价值理念以及文人成功标准正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新闻写作中文学手法的借用

新闻写作中适当地借用一些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能增强新闻作品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江泽民语），这具体表现在新闻对文学中最基本的几种体裁写作手法，可以对应借用，如消息写作的“散文式”、通讯写作的“小说味”、言论及标题的“诗化”．     

“当下中国”:一个基于社会集体心理的叙事视角——谌容20世纪80年代的“当下性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人到中年》《减去十岁》《懒得离婚》三部小说，呈现出谌容对“文学如何反映社会问题”的不断探索和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当下性写作”。与同时代作家创作相比，谌容的小说是一种基于社会集体心理的“当下中国”叙事，其聚焦“当下中国”的社会集体心理、作为抓手和桥梁的人物“切片”、没有固定模式的表现手法等“独特”之处，是谌容以小说介入生活、吸引读者的秘密所在，也是谌容小说在文学史叙述中遭遇尴尬的主要原因。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流脉中，谌容开创了社会心理“微电影”这一写作路径，是当代文坛一种独特且对社会和文学发展都颇具意义的有益探索。     

苍茫的古韵 空灵的诗意——苏童小说的象征意味

“先锋派”、“先锋文学”作为对当代中国诗歌运动和小说现象的某种指代 ,多年来已广为评论界所谈论。在小说领域 ,苏童可称得上是先锋派的核心作家之一。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一方面积极实践着先锋的创作理念 ,一方面又尝试着用他所说的“老式方法”进行写作。这“老式方法”中不能忽视的一种便是象征手段的运用。“枫杨树”、女性、生命、死亡……无不被他拈来以构建其作品浓郁的象征意味。     

《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价值和意义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在学术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它“文”、“笔”并重 ,强调有补于世的务实文风 ,是摒弃文坛浮艳文风的宣言书 ,是我国写作学史上文体研究的典范 ,是包括文学文体和各种非文学文体写作的理论指南 ,是构成《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     

论张承志小说的“诗性”内涵

“诗性”小说创作已成为现当代很多作家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小说的“诗性”特征展开研究与论述,但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研究者们更多的是从小说所具有的“诗”的某种形式特征这一文本感性层面入手,即在文体层面对这种“诗性”小说进行论述,而忽视了对文学“主体性”精神的探究,即在文学本体论层面来理解和论述.为此,从文体学层面和文学本体论两个层面,运用一种整合性的理论思路来理解张承志小说中的“诗性”特征将有其特殊的意义.     

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之一

文学是艺术的基本样式之一。它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因此,通常人们称文学为语言艺术。“文学”一词在我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与现代美学中专指语言艺术的概念并不相同。在先秦对代,“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即将现代所说的文学,哲学、历史等等都囊括在“文学”之中。至两汉,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有文采的、富于艺术性的作品为“文”或“文章”,而把学术著作叫做“学”或“文学”——这     

史实辨析与史观反思——“第五代”再研究

现有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存在着对“第五代”的偏爱,对“第五代”再研究需要从史实辨析和史观反思两个维度来进行。史实辨析是指重新思考对“第五代”做出的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整体观视野下分析“第五代”所受到的多重影响,充分认识到“第五代”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史观反思是指重写电影史需要反思对“第五代”的偏爱,反思电影史写作的选择性、目的性和工具性。唯有如此,重写电影史才会成为令人信服、还原历史、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     

人性的回归--浅析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深入与发展

90年代“个人化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文学关注人性的传统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种“个人化写作”可以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并更加深入,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从“先锋派”到“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和新生代的都市时尚写作等方面。尽管其中有成就也有局限,但文学对人的探索将永无止境。     

史实辨析与史观反思——“第五代”再研究

现有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存在着对“第五代”的偏爱,对“第五代”再研究需要从史实辨析和史观反思两个维度来进行。史实辨析是指重新思考对“第五代”做出的狭义和广义之分,在整体观视野下分析“第五代”所受到的多重影响,充分认识到“第五代”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史观反思是指重写电影史需要反思对“第五代”的偏爱,反思电影史写作的选择性、目的性和工具性。唯有如此,重写电影史才会成为令人信服、还原历史、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     

汉唐小说文体演进与书牍文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体应“用”而生,文体功能是制约文体发展、流变的重要因素.汉唐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因叙述方式所需,从书牍文中吸取“营养”,使之在叙事流中承担一定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小说叙述结构和文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汉唐小说的书牍文,不仅篇幅、数量、表现方式有较大差异,而且使小说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书牍文与汉唐小说之间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小说文体的演进.     

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 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 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１９７０年代之前的金 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 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 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解构重构性在《堂吉诃德》中的多样化表现

《堂吉诃德》是一部后现代性很强的小说,其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其戏拟手法所带来的解构重构性。从文本写作角度看出,《堂吉诃德》的滑稽模仿即“戏拟”,既有对原骑士小说模式的变化、颠覆与解构,也有对原骑士小说模式的参照、继承与重构。正由于其解构重构所形成的文本间性,才使得文本在流传的过程中诱惑力激增。其解构重构主要表现在文本互涉(互文)、讥讽嘲弄、曲置对衬、聚集困境等四个方面。     

是模仿的真实,还是虚构的真实?——论18世纪英国小说创作实践

本文从西方文论家托多洛夫关于文学的“逼真性”的观点着手,探讨了18世纪英国小说创作观念中“真实”的双重内涵,并具体分析了18世纪英国小说用以实现其创作的真实性的主要手法,旨在说明:“真实”在18世纪英国小说的创作观念中代表了创作主体对客体的绝对认识.18世纪英国小说在貌似被动的对客体的模仿的形式下蕴含着强烈的主体虚构意识.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从生活原型到文学形象——《雪国》艺术论之一

鲁迅曾十分精辟地谈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之间关系的规律,并将其概括为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另一种则是“专用一个人做骨干”①.这位先哲的创作实践告诉人们,他的塑造文学形象,所采取的多是第一种方法,而对于第二种     

中国创意写作兴起的背景、使命与愿景

<正>19世纪80年代,创意写作首先在美国高校兴起,最初是希望通过对文学写作(主要是诗歌和小说)、文学阅读(主要是当代英语文学)天然的“创造性”的倡导,恢复文学写作的艺术属性,以此来改善当时高校里语文学和修辞学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局面。创意写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英语写作”的面貌存在,其初心远谈不上“培养作家”“服务文化创意产业”“改善公共文化质量”“助力创意城市与创意国家建设”等这些“高大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