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影响与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流变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湖影响下的产物,它在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特别是五四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就整体而言,现代中国浪漫文学发育并不充分,这跟对西湖的理解与接受及其能否同中国现代文化思湖融通有关.因而,梳理西潮影响与现代浪漫文学的流变,对于寻绎我国现代浪漫文学思潮的接受特点及其独特的文学表现形态不无助益.     

现代浪漫"传奇":与西方浪漫文学的趋近——中国现代浪漫文学一种独特形态的考察

中国作家汲取西方浪漫文学思潮,因受西潮影响太快,往往是一种"吞枣式"接受,因此中国现代浪漫文学发育并不充分,同本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存在很大差距。但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浪漫派"作家徐訏、无名氏创作的"浪漫传奇",因有较深的接受西方文学背景,创作文本蕴有传奇性、纯情性、宗教色彩等特质,拉近了同西方浪漫文学的距离。这一浪漫文学形态的生成,对审视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整体特色颇有意义。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政治

晚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新小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文学担负起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角色.政治小说是这个时期人们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它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中国文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浪漫主义政治和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同源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

在中国,"文学"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词汇,文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也长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但历史上的"文学"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在向"文学"的现代涵义的演变中,关键的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关键的变化是对文学体裁的重新认定,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重新认识;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美学思想、知识分类体系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人道为本:文学认知与表现人的深层拓进--论中国新文学的人道现实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与现实主义联姻产生的人道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它在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曾占据重要一席。在中国新文学时期,包括“五四”文学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此种形态的现实主义也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表现。研究、总结这一文学形态,对于纠正我国文学界长期形成的对人道文学的误解不无启迪意义。     

关于五四文学的"国家"话语问题

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随着国家形态的嬗变而传承演进.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侵凌的逼促下,文学中表现出鲜明的国家话语,辛亥革命以后,更是具备了现代色彩.五四时期,文学中的国家话语并没有因为个性高张而中止,而是随着五四爱国运动以及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发生,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直接描写历史事件,国家问题的背景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国体的认同,同阶级话语、社会话语的交织.     

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抒写

孙犁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时代"的文学流派之一.他们的乡土抒写,在即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灌注和张扬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与人情.其内在精神蕴涵,既有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有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在叙事形式上,承续京派乡土抒情小说传统,善于在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中,创造清新明丽的意境,形成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样的审美形态在其流派活跃的年代,始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却又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影响.     

"东亚古代汉文学史"简介

2019年,以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代汉文学史"(19ZDA260)获得立项.该项目旨在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角发出,对前现代时期的东亚古代汉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 一、本课题的学术价值 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同属东亚汉文化圈,共享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等共同的文化平台.在东亚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东亚文人用汉字创作出了海量的汉诗、汉文、汉文辞赋、词曲、传记、纪行、小说等文学作品,这就是"东亚古代汉文学".东亚古代汉文学不但载体是汉字,而且诗文中使用的语汇、意象、修辞都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家对东亚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东亚古代汉文学亦有其自身的独特面目,对中国古典文学并非单纯的拟效,亦有很多新变的元素.东亚古代汉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延续与拓展,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自然有着源流关系,但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东亚古代汉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     

"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

"大团圆"是中国传统悲剧文学戏剧化倾向在文本结构上的重要表现,中国现代作家对"团圆"问题的客观辨析与理性认识贯穿于新文学建设的始终,这种认识不但形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特有的悲剧观念,而且对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制导作用.     

从"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清末到"五四"域外小说输入研究

清末到"五四"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不少学者从多种角度描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但对推动转型的动因没有给予充分观照.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民性改造对文学格局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中的"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的演变,带来了域外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文学格局的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不断重构的历史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指涉了文学观念、文学样态和学科命名多个层面,它的内涵和外延几度变化,形成了凸显和遮蔽反复纠缠的现象,这是不同时期学科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其实概念演变的背后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民族国家的背景和何谓"现代"的追问是理解概念的关键.从文学角度和长时段来看,这种对"现代"立场的坚守其合法性是有限的.     

五四新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学术转型

五四新文化知识共同体基本上实现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转型.体现在文学史及其研究中,初步建构起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研究方式.特别是他们的文学史写作,具有自觉的文学史观念,并按照现代文学理论进行科学的分类.其"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在白话语体和人的文学观念方面.在白话语体的建设中,他们明确意识到语言与思想文化、语言与文学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并提出建设现代白话文的具体设想.他们的现代文学思想观念,是建立在现代人性论基础上的人道主义,以此批判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常.五四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为现代文学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式,并在形成规约文学学科发展的学术传统的同时,留下了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     

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

作为源自中国传统社会的救助办法,"教养兼施"原指救助贫民时兼顾生活救助和职业培训.但随着晚清时期的西潮冲击和社会变迁,"教养兼施"的强制、惩戒和改造含义日益浓厚.这对近代中国慈善救助事业产生实际影响,一系列"教养兼施"机构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实便是从"教养兼施"的理念和实践逐步演变而来的.     

人道关怀与写实精神的完美融合——周作人人道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阐释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他的创作贡献,更在于他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周作人将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完美融合,建构了人道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范式,大大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内涵,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文学与人道主义: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都以文学领域为主战场;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与人文精神的呼吁者共同的价值取向是对终极关怀的重视,说到底,它们的共同思想武器是内涵不尽相同的人道主义.因此,我们从文学与人道主义关系的角度对中外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一番疏理,在对于文学特质的认识与文化建设的策略方面,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人类性"要素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

人类性要素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仍被遮蔽的层面.这直接影响到对其特质和精神意蕴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也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被真正纳入"人类"的文学视野平等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人所共知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也有研究者的思维定势、研究模式和受"西方视角"影响等方面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只有那些所谓边缘作家的作品才具备人类性,相反,那些所谓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其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自由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性整体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等等,与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备丰富的人类性.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其最深刻的变化和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作家主体归属意识中的"人类性"意识的增强和作品对"人类性"追求的强化.因此,从人类性的视角才能真正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也才能认识其利弊得失.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