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域下儒学的价值

生态学的视域为我们昭示了不以人类为中心而强调天人和谐的儒学宇宙论,揭示了在天人连续体中儒学给人的定位和人类的价值之源。儒学的气一元论坚持心物一体而反对心物分裂的二元论,为校正启蒙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提供了一个平台,它对人的理解也为我们建立一个合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儒学与学问——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路径的省思

儒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究竟是学问,还是哲学、宗教、科学?这是儒学传承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儒学思想现代化特别是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所直接面对的根本问题。从儒学思想自身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构成了儒学思想自身传承系统的演化路径和存在状态;在全球化语境中,儒学思想的学科性质以及关于这种学科性质的理解,决定了儒学思想当下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虽然,在儒学思想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儒学曾经被作为哲学（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学（技术化）而获得传承和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从而也就与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在市场经济生活方式渐次主导社会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启动儒学教化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学问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伦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趋向,也是儒学思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路径和生存策略。     

儒学的伦理-非伦理"悖论"与人的全面发展

儒学是以性善论为滥殇,片面凸现人格系统中的伦理因素,偏重于从伦理视角进行理想人格设计,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强调重义轻利、重理轻欲等道德价值,从而被赋予伦理主义乃至泛伦理主义特质。儒学也将非伦理因素视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强调人的智、志、美在人格结构中的地位,它所推崇的圣贤人格也具有非伦理品格,因而它也注意到了人的非道德品性、修养和境界。儒学的伦理—非伦理"悖论"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但它过于偏重于人的道德层面,也会压抑人多方面才能和个性的展现,不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     

简述儒家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

孔子所创立的以＂和＂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儒学已经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从分析儒家文化在闽台的发展和传承着手,指出儒学文化对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推动两岸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故两岸同仁应大力弘扬儒学精华,为构建两岸和谐社会服务。     

温州人价值观探究

温州人在长期的创业创新实践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温州传统文化影响下,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温州人价值观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永嘉学派事功价值观是温州人价值观的历史传承;共生共荣、民本和谐是温州人的基本价值取向;以爱国爱乡为基础、以发展经济为重点、以创业创新为动力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是温州人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温州人价值观具有凝聚作用、导向作用、塑造作用和扩散作用。     

俄罗斯人的白桦情结

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以它最为广泛的内涵和精湛的去粗取精,记载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白桦,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就像是植物界中的精灵,与俄罗斯人演绎出了一段神奇的文化风情。历史地透视白桦树这种普通的植物对俄罗斯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必要。     

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的发展及其局限

儒学研究界尤其是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对宋明理学评价过高的倾向.宋明理学淡化乃至贬斥儒学精神中的"外王"意识,仅仅在"内圣"的基点上,片面地发展了儒学精神,由儒学的"内圣"衍变为"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在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要认识到其根本性的局限不仅使自身丧失了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而且对社会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社会生态人的伦理价值

社会生态人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以人—境(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自身环境)和谐共生为精神旨归,以协同进化为价值目标,以社会责任和代际、代内公平为根本规范,是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并协同进化的人。社会生态人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价值准则孕育着生态伦理价值;人与社会协同进化倡导社会和谐的价值实践表现着社会生态人的和谐伦理价值;社会生态人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担当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代内代际公平的社会历史责任,展示着社会生态人的责任伦理价值;社会生态人不仅是对个体人性的理想期待,也是社会组织、单位和社会群体的思维和行为的象征和典型代表,是集体意志的理想代言人,内涵着制度伦理价值。     

孔子之道平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中,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宗法专制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

以日本近世末期农民思想家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就报德教的“以德报德论”、“至诚、勤劳、分度、推让论”、“天道人道论”和“一圆融合论”在建构过程中对儒释道思想吸纳、活用和扬弃的内涵进行深入精到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为阐明日本思想文化与儒释道的渊源关系提供一个典型实例,而且可以揭示出吸纳、融会和活用儒释道思想精华对于文明社会的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世界新人文精神建构的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儒学与世界和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主体间性美学思想对恩情文化的解构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恩情观念,它以施恩-报恩理念来规定人际关系,由家族伦理的孝到社会伦理的义和政治伦理的忠,都贯穿着恩情理念。恩情文化一方面构建了一种人情社会,减缓了暴力性,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施恩者对受恩者具有支配性,而受恩者对于施恩者具有依附性。中华美学具有主体间性思想,主张主体与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因此,中华美学以主体间性思想解构了恩情文化。这具体体现在自然审美对社会关系的解构;审美意识对伦理观念的解构;审美同情对权力关系的解构等,从而证明了审美的超越性、自由性。     

多学科视野中的儒文化

从历史学角度看,儒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态。从宗教学角度看,儒文化通过教化追求价值理想,强调自我功夫,张扬人性和个性,而非信仰的皈依,因而对政治权威的约束力不比宗教。从科学角度看,儒文化包含学术,但把求知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因而不能使认识穿越人文直指事物。从政治学角度看,儒文化仅从统治者的立场思考权力,没能在政治主体问题上实现理念革命。儒文化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其现代转型,延伸到中华现代文明,仍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价值资源。     

荀子礼乐学说刍议

儒家从产生时起,所提倡之学说便将个人的社会定位放在第一位,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是儒家学说讨论的中心问题。荀子宣扬的礼乐教化学说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一特点,并且适应了新的时代形式的需要,将儒家的礼乐学说由以往单纯道德修养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对后来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无明本性与昭明德性--论熊十力形上信念的抉择

熊十力先生的思想有一个由佛归儒的过程.依据熊先生晚年著作<存斋随笔>,通过对儒佛两家两个原创概念"昭明"与"无明"的分析,认为熊对儒佛二家思想在学理上的抑扬根基于其形上信念的抉择在佛家以"无明"为人与世之根本特征和儒家以"昭明"为人与世之根本特征的形上信念抉择中,熊先生亲近了后者,疏远了前者.这种相对的亲近与疏远而不是绝对的执着和抛弃根源于宇宙人生证验的二重性,它决定了熊先生学兼儒佛而归于<易>的基本立场.     

先秦儒家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自然和人为的关系问题,既是先秦儒家和道家讨论的中心论题,也是现代生态哲学的首要问题.儒家以仁为本,推己及人、成己成物,明确提出了仁民爱物、厚德载物,取物以时、取物不尽和养备动时、强本节用的生态伦理思想.而道家则师法自然,主张返朴归真,不为物役,明确提出了主而不宰、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和知常日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生态伦理思想.相比之下,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关于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

20世纪西方哲学最大的进步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问题。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视角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起到了夯实基础的作用。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生产与生活、生活与生产双重关系的系统分析,认为重新理解生活世界,理解历史的生活动因,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历史过程的能动性根源,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理解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及其内在和谐,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     

传统文化复兴中的知识分子与国家

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儒学建设展现出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本土实践。儒家传统也开始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文化资源和治理技术。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中国经验,无法简单地化约为对立、依附或融合,而应视为一类流动的连续体,并从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寻求解释。在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社会建设中,当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政治动力学问题,无疑是对国家和知识分子互动关系及其实践智慧的双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