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的组织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缺失及自治组织功能异化则是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及至中国社会大局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尽快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村民自治制度,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强化社会主义农村民主建设,十分重要.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的村落基础

有效保障农民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利益表达权,是提高农村社区凝聚力的首要任务,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构建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表达机制,而这一表达机制的最终构建又依赖于能否整合利用现有的、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村落本土资源。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

利益表达是一定主体与政权机构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它既是主体实现利益保护、权利维护、政治地位提高的必要环节,也是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民利益表达能为农村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功能驱力,其实现程度关系到农村民主发展的程度和政治系统的运行状态,应着力构建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论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利益表达是我国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是政府合法性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由于当前我国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农民在利益表达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时期,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成为必须。要改革完善原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组织建设。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原因探微

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农民作为利益群体之一也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来表达自身利益。农民由于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组织化程度低下,政府与农民之间沟通渠道的阻塞,权利救济程序的阻塞和复杂化等诸多原因,导致农民选择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反映。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农村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尝试提出对策性思路,旨在实现我国农村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反映。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农村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对策性思路,以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利益实现的市场载体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进入市场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承载着为农民和农村社区服务的特殊使命,即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社会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构建是农村市场经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重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着重研究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强调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权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这就需要切实保证农民在农村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从而使农民的话语权处于一种很不充分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农民利益表达和诉求表达的需要.因此,在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利益实现的市场载体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进入市场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承载着为农民和农村社区服务的特殊使命,即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社会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构建是农村市场经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农村组织结构缺位与农民自发组织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村的组织结构与农民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转型期农村组织的调整与建设问题,已成为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民权益的表达、维护与保障,也影响到整个“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且根本上关系到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一、社会转型期农村组织结构的缺位　　传统型农民组织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宗族组织。宗族组织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基础和细胞,是国家与个体之间联系的中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传统型农民组织作为封建社会整合的基础…     

切实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与保护农民利益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有所增长 ,保护农民利益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一些地方政府行为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因此 ,从分析这一深层矛盾入手 ,阐述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与保护农民利益的若干对策思路 ,是当前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课题     

论我国的农民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总数80%的发展中国家.农民问题始终是改革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处理农民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变化的情况下.注意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

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它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远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利益分化及乡村治理的需要,分散化与低组织状态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主要瓶颈。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来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途径分析

农民问题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进行了不懈探索,这深刻体现在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强大政策上。调动农民积极性不仅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而且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刻剖析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途径,即：利益刺激、制度解放、引导和教育农民,势在必行。     

关系网络表达：农民利益表达的日常形态及运行逻辑

关系网络是农民利益表达的重要资本。因熟人社会的内在逻辑、互惠逻辑、人情面子逻辑以及制度供给滞后的影响,转型期中国农民不断地以关系网络表达的日常利益表达形态以维护、实现与增进自己的利益。     

唐代西北地区农民群体的生活世界

唐代西北地区的敦煌、吐鲁番等地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唐代北方干旱区农业文明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农民群体的物质生活、精神信仰和劳作之余的生活空间,是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代表了唐代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常态。通过对这一区域农民群体的社会生活的考察,可见唐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风貌及农民群体的区域生活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