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来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活动(1948——1959年)

日本岸信介政府不顾广大日本人民的激烈反对,于今年1月19日同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正式缔结了侵略性的日美军事同盟。这是美日反动派进行新的军事勾结,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两国,向东南亚扩张,在远东策划新的战争阴谋的大暴露。新的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北亚军事同盟。     

战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演变解析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战后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奠基石．随着日美关系的不断演变，日美安保体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美安保体制再一次经历严峻的考验．1996gu月，日美两国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成为冷战后时期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本文试图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发展演变作一简单梳理，并加以评析．一鉴于二战的历史教训，1945年8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明确声称：美国的政策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使日本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永远不能成为自己在…     

不安全的“安全保障体制”──略论《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1996年《月日美两国首脑对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的日美安全条约进行了重新定义。重新定义后的日美安全条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允许日本在国界以外发挥军事作用；二是一改过去只允许日本扮演“盾牌”的角色而表示期待日本自卫队发挥“矛”的作用。这种新安全保障体制能否给日本、给亚洲带来真正的安全与和平，很值得人们思量。纵观近现代历史，日本是一个不甘寂寞，心志颇大的国家。争夺东亚时，贬低朝鲜，欲与中国平起平坐；争夺亚洲时，贬低中国，欲与世界平起平坐，得陇望蜀，从不满足于现状，而且，伴随这个扩张过程的总是铁血交织，充满…     

日本“有事法制”制定的战略背景及其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日本的安全战略基本上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 ,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但冷战结束后 ,日本的安全战略开始转变 ,通过加强与美的同盟关系 ,企图走上“大国角色”的道路。日本的战略意图恰好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相一致 ,在美国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谋求霸权利益的背景下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目标可分为“保护日本领土、确保日本周边地区的稳定、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等三个层次。但日本的最终目标指向是“在国际社会或者起码在东亚地区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大国”。然而 ,由于宪法的根本限制 ,日本企图通过有关法律的制定 ,突破宪法的制约 ,扩大它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 ,并最终扩大在海外的军事影响。     

日美同盟"再定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的"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通过"再定义"进程,日美同盟得到强化,这必将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日美两国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改变同盟性质,扩大军事合作范围,不仅对它们自身,而且也对亚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日美军事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将会逯步增大.     

“新指针”插足中日关系大框架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李鹏总理宏观了互访n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但同时人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日美加强军事合作，中日两国围绕安全保障问题的矛盾在发展。今年9月23日，日美两国在纽约最终完成了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发表了一项“新指针”。日美军方为落实“新指针”，决定成立新的协调机制，着手修改日本国内有关法律。它标志着日美同盟关系及日本防卫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不仅使中日关系中的老问题再现，又给日本国内政治及中日关系制造了一些新矛盾。者问题缘何又起这里的所谓…     

浅析嬗变后的新日美安保体制

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日美联合宣言》为标志,日美安保同盟体制建立。随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地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日美安保体制逐步发生了嬗变。至冷战格局瓦解后,该体制质变为日美推行霸权主义的攻击性军事联盟体制。这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变化,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美日亚太新战略的思考

日本国会通过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等 ,是日本为强化日美军事合作 ,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已引起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忧虑不安 ,我们对此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警惕     

日本的媾和对策研究

本文主要考辨二战后日本的媾和对策研究，揭示战后日本对美关系基本形态出现的必然性。在１９４７年秋以前，日本的媾和对策研究是以经济重建、安全保障问题为中心的，提出了建设和平的外向型工业国、拥有防御性军备、由远东委员会成员国建立地区性安全保障体系的构想。此后，则完全转向安全保障问题的研究。芦田均首次将日本安全保障与美苏关系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吉田茂主动选择了在政治军事上依附美国的道路。日本媾和对策研究的如斯走向，其国际条件是美国推行东亚遏制战略，转变对日占领政策；其国内条件是社会党的“全面媾和”论与吉田路线相反相承，无力引导国民做出新的选择。     

日本亚洲政策新趋向

随着21世纪的日渐临近，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社会正面临着冷战结束后最严峻的挑战。为了在未来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取得主动，1996年初，桥本首相上台伊始，即着手调整和制定新的对外政策，明确表示：要在继续维护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适时开展独立外交，“以自我的主动精神采取行动”，使日本成为“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围绕这一基本方针，日本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新的趋向。继续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谋求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坚持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发展日美关系是日本一贯奉行的基本外交主张，桥本上…     

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强化原因及影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全球霸权.适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一是由双向遏制中日向集中遏制中国转化;二是巩固军事同盟实现军事一体化;三是合作领域拓宽实现美日同盟全球化;四是由双边安全合作向多边安全合作转化.美日同盟的强化源于各自所需和相互利用：一方面美国借美日同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美国增强地区影响力.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崛起形成严重挑战、使中日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延缓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90年代“安保体制”框架外的日本安全关系

90年代,日本除了仍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本国安全的核心支柱加以维护外,也积极开展双边及多边外交,并积极参与世界性安全问题的解决。这种外交努力不仅有助于日本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借此树立日本和平大国的形象,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中,确立日本的大国地位。一、重视亚太地区中的双边安全关系日本作为亚太国家,在安全外交中历来十分重视亚太地区。日本每年一版的《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都要列专题阐述日本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动向,诸如苏联、美国、中国和其它国家等。作为主要执政党的自民党对亚太安保问题也极为重视。1996年…     

重蹈扩张覆辙的日本军事战略

日本自1996年同美国共同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以来,军事战略就开始由以防卫本土为主的内向防御,向主动介入“周边事态”的外向扩张型转变。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军事曾一度受到严格限制,但在美国的包庇和纵容下,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在军事力量方面却不断突破,军事因素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如今,日本的年军费开支已高达500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日本自卫队人数虽然只有28万,但其装备的     

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美日多维度防卫合作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日本提出建设“多维度综合防卫力”,通过主动调整国内防卫政策，消除同盟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周边环境的所谓“安全”,这是在美日同盟结构限制下的被动战略选择。日本自主调整防卫政策推动了美日防卫合作向着多维度方向发展。被重新建构的美日同盟规范，又会限制日本的战略选择。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决定了它的选择方向，而选择又进一步加深了依赖并持续循环，使日本陷于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尽管日本一直有着“被牵连的担忧”,但受到同盟规范的束缚，日本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被卷入盟国与他国冲突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近期日本在“四国机制”、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已经表明，身陷同盟困境的日本很难超越“被抛弃的恐惧”,最终会越来越倾向于追随盟国介入军事行动。     

伯利恒合同与美日在华外交博弈

为加快海军重建的步伐，晚清政府利用美日在华矛盾，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清政府的“联美制日”策略与美国的“金元外交”共同促成了中美海军借款合同——即伯利恒合同的签订。民国成立后该合同重新修订后得以延续，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合同引发的美国在中国福建修建军事港口等谣言成为美日斗争的焦点。基于传统的大陆政策，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的多项条款均与伯利恒合同有关，随后美日围绕伯利恒合同的博弈也转移到了对“二十一条”的交涉上。由于美国的妥协，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此后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东亚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被打破。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外交努力

二战后日本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努力。主要表现为：１．日本主张在九十年代建立一个以“日美欧集体领导”为主体,以西方共同价值观念为其础,以国际协调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新秩序。２．在国际政治领域,争取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配合美国在全球推进民主化,增大日本的发言权,提出“环太平洋联盟”的设想。３．九十年代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发生变化,日本将力图试演“国际警察”的角色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析战后初期澳美对日政策之分歧

澳美两国曾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盟国,但在解决战后日本问题上,双方在诸如对日受降仪式、盟军对日实施军事占领与管制以及对日和会安排等方面,都存在不小分歧。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很多,其中,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战胜国所具有的抱负及其地区安全战略,与美国的大国地位和全球称霸战略形成一定的冲突,这是双方在对日政策方面难以取得一致的主要原因。     

第一次日美谈判前吉田内阁对安保体制的构想

1950年9月底至次年1月,日本外务省在吉田茂首相的指导下,为即将举行的第一次日美谈判,相继拟定了、、及,其中尤其注重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设计.强调美军驻扎日本需置于联合国决议下,是基于美军出兵朝鲜的模式,解决自片山内阁以来长久困扰日本政府的难题--美军驻扎日本的大义名分,并没有主张由联合国本身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更没有主张全面媾和.继承的原则,增加了不妨碍适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条款,为日美两国间订立安全保障协定赋予法律依据.提出的日、朝两国非武装与远东地区限制军备方案只是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策略,不具现实性.以日本坚定地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谋求建立平等的日美两国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强调日本的安全保障与美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已经抛弃了联合国的前提性规定,显示了吉田内阁所设计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具有浓厚的冷战色彩与依附色彩.     

日本《空间基本法案》及其启示

为促进空间活动商业化发展,改革现行的空间管理体制,摆脱“和平主义宪法”和1990年《美日卫星采购协议》的束缚,日本2008年5月通过了《空间基本法案》。法案允许日本将外空用于“防卫性”军事目的,制定空间基本措施有计划地推进与空间开发利用有关计划的落实,在内阁设立空间开发战略本部。法案的出台对日本空间活动的发展、亚太地区的区域和平与安全以及对国际空间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