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修正: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汪曾祺小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表现内容来看,汪曾祺小说对生存处境日益恶化的体悟、对人性恶的揭露和展示、对人的非理性意识的大胆表现,从表现方式来看汪曾祺小说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注重对人物的潜意识发掘和表现。但汪曾祺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技巧,而是将其吸纳、转化为己有,成功地对其进行修正:首先,汪曾祺用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平淡、豁达来中和西方现代主义那种人与环境紧张激烈的冲突;其次,汪曾祺还根据传统审美习惯和传统的表现技巧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追求技术之上的形式主义做了修正;最后,汪曾祺坚持用传统的时间观来对抗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     

风景与审美——1980年代小说特质再探讨

个体审美精神在80年代小说中有两种体现:体现为一种独立的个体意识,因而叙述者能够自立;还体现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因而叙述者能够自审。具有独立品格和自反意识的叙事者在小说中出现以后,小说是对“人”的深入追寻,也是对一种地域文化中“集体无意识”的探究——一种带有个体意味的审美挂靠在地域性的审美观照中,体现为具有集体意味的个体精神。     

论"三言"在叙事方式上的成就

"三言"将原本偏重时间一维的说话艺术发展为时空并重的小说艺术,它使小说具有了空间感、逼真感.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三言"在叙事方法上的杰出造诣一是叙述者以客观叙述为主,以主观叙述为辅的叙事态度;二是叙述者对叙述视点的灵活运用.在进行客观叙述时,叙述者交替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显示了极强的叙事才能,取得了多种审美效果."三言"的作者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变换叙事的态度和视点以凸显小说形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召唤读者的审美参与,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构筑“和谐”诗化人生——论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追求和谐的审美风格。在艺术上,充分展现出小说的诗化意境,并且通过"回忆"的构筑方式,营造和谐美的意境。作者八十年代的小说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性",体现其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     

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不可靠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承载着小说的叙事功能,不可靠的叙述者是后现代叙事技巧之一。在纳博科夫的后现代叙事手法中,不可靠的叙述者是其偏爱的叙事技巧。文章将选取纳博科夫具有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分别阐释这三部小说中不可靠的叙述者及其如何在小说的叙事中发挥作用,理清小说中不可靠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凸显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运用不可靠的叙述者的真正用意。     

“谁说话”与“谁见到”──萧红小说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天才的女作家。萧红小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来源于小说的内容，更得益于其完美的形式。在萧红的小说中，叙述本身被戏剧化、情节化、故事化，成为审美对象。其小说娴熟的叙述技巧，使形式不再是内容的附庸，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一种阅读趣味。 叙述技巧一词的内涵很大，包括叙述者、叙述层次、叙述视角、叙述时间等许多内容。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叙述者把故事底本变成叙述文本，都有一个感知事件的具体方式，即叙述的角度问题。叙述角度是二十世纪小说叙述研究中最热门的问扭，视角问囚曾…     

汪曾祺小说审美特征生成论

在20世纪文学史中,汪曾祺发现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及其审美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人和谐、欢悦的生存的图景,从而迥异于主流小说的风格.汪曾祺温暖而独特的小说,既是中国20世纪历史变迁的产物,也是他从个体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产物,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的产物.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诗性在历史的旷野中坠落——也论汪曾祺小说的诗性品格

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诗性品格问题一直是汪曾祺研究的焦点所在,但以往的汪曾祺研究只是一味喋喋不休于这种诗性本身,陷入到了一种过于宏大的论述圈套之中。本文试图以汪曾祺四十年代的某些小说作品为例,揭示其小说创作诗性品格下所具有的历史维度,并着重论述渗入了历史信息的诗性因子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所经历的曲折变化及诗性主体的种种命运可能性。     

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特色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吸引读者之处乃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 ,分别探讨了汪曾祺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 )上的四个独特之处 :“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文章力图从这些方面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创新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与阐发。     

郁达夫张资平性爱观差异论

郁达夫和张资平都受到过现代性爱观的熏陶 ,但他们的小说中对灵肉一致的现代性爱观的基本原则却有不同的理解 :郁达夫对此是怀疑的 ,张资平则坚信不疑。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对性爱中男女关系的不同看法。他们的差异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论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改编

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种传播形式,电影中的情爱叙事与小说原著的差异是简单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爱情对专制的控诉到爱情的存在主题,从“移植”、“强化”、“改写”等几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九部电影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     

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方式

唐人小说文本中承载大量诗歌的现象,可称为小说对诗歌的接受。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主要有三种方式:小说作者或人物创作诗歌、引用其他人的诗歌进入小说、描写同一对象的小说与诗歌相互搭配。这三种方式的特征及作用相异,但它们共同印证了唐人小说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对小说(也包括诗歌)的创作、流传以及不同文体的融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近代中国原创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是晚清风靡一时的小说类型 ,随着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介 ,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产生了大量本土原创侦探小说。由于近代侦探小说的产生不是萌芽自本国的文化传统 ,而是首先来自异域的译介 ,使中国作家在创作之前 ,对这一特殊的文体有了先入为主的接受和理解。而创作观念的先行 ,以及大量现成的可资借鉴的范本的存在 ,便使中国作家在创作时 ,在侦探的职业和艺术形象、主要题材及叙事方式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有意识地摹仿译本作品 ,这几乎成为当时固定的创作模式。近代原创侦探小说总体艺术性较差 ,主要表现在文体杂糅、创作上机械模仿、侦探形象单薄以及断案方式缺乏科学精神等几个方面     

近代留日小说中的东京镜像——以向恺然《留东外史》为代表

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是近代中国留日小说中的翘楚.然而,学界对<留东外史>很有限的研究也仅局限于小说的道德诉求及黑幕揭露方面,并且,向氏的其他几部留日小说如<留东新史>、<留东外史补>及<留东艳史>等一直处于无人知晓或问津的状态.作为近代留日小说的代表,向氏留东系列描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留日热潮,反映了异质文化带给国人的巨大冲击,对留学生、流亡客、政府官员等各式在日华人的描绘刻画更是鲜活生动至极,其视野之广阔,笔力之雄健,揭露之犀利,前所未有.     

题材与距离

城市题材难写,工业题材尤难,文坛早有定论。这在相当程度上乃是距离在起微妙而神秘的作用。题材与审美者地理距离相隔越远,作品就越容易出彩。工业题材、城市题材虽然难,但决非碰不得沾不得,关键还在于作家要舍得投入。题材差别与审美距离都是相对的,作家个人的艺术坚持与艺术求索才是绝对的。     

张爱玲、王安忆叙述中的经济话题

经济话题是都市小说的一种特殊叙述形态,是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中,以经济话题剖析人物心理,揭示人物的生存状态,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并为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情”。这些都与那些表现家族、伦理的乡村小说构成对比。     

落日情节的漂浮与戏谑智性的敞开——知青文学研究之四

20世纪 90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主流知青文学的知青叙述 ,这将是本文的分析对象。全文主要分两个部分 :第一重点讨论蒋韵、林白、李锐等 90年代前半期的知青题材写作 ,考察的焦点是他们共有的独特的时间意识 ;第二节主要围绕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展开 ,我们将看到此部作品对中国文化精神结构的革新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