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司法机构判决的执行监督机制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司法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司法机构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乃至国际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而其作用的切实发挥取决于判决的遵守与执行。通常自愿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是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必然结果,但设立判决执行监督机制也是必要的。通过着重介绍国际司法机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的性质,比较主要国际司法机构判决执行监督的程序及有关实践,分析判决执行监督机制对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作用,揭示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国际司法机构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与国际法的监督执行类似,但与国内法的执行存在根本区别;其次,判决执行监督机制的效用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最后,有效的判决执行监督机制可能加剧国际司法机构的分散化激增造成的国际法碎片化问题,如何正确的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法院的作用及其管辖权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法院的作用及其管辖权歧见甚大.我国学术界亦已开始重视此事.现就此提出若干看法,以为探讨.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维持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则是和平与安全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为此《联合国宪章》规定建立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司法解决是指,由常设国际司法机关,根据国际法,在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对争端、特别是法律争端进行审理并作出具有拘束力的判决.     

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

本文介绍了仲裁的含义、种类以及主要的仲裁机构,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尤其对《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作了详细的阐述。文章还谈及我国参加《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背景、作用和意义。     

中韩仲裁制度比较研究——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例为视角

对中韩仲裁制度进行概述,从外国仲裁裁决的判断和非内国仲裁裁决理论争议两方面分析中韩仲裁裁决中的国籍判断标准. 阐释中韩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制度,指出外国仲裁裁决的拒绝承认和执行事由分别为仲裁协议效力问题,缺乏适当通知及丧失陈述的权利,违反正当程序或仲裁庭组成不当,无法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违反公共政策,以及执行裁判的形式.     

论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所创设的争端解决机制满足了国际商事交易当事方对投资争端解决手段的需求和选择.但由于存在着主权豁免因素,从而导致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仍然困难重重.在国际商事交往中,争端的有效解决是公认之理、应有之意,争端双方均有责任、有义务尊重并遵守争端解决机构依法得出的结论.当国家以私性主体身份从事商事行为时,执行针对其私性财产所作出的某项仲裁裁决是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两岸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构想——以《内地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为示范

仲裁作为解决两岸民商事纠纷的最佳途径,关键在于仲裁裁决的双方相互承认与执行.海峡两岸分别于1992年和1998年颁布了<台湾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就两岸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有关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但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且难以互动,两岸的仲裁合作很难顺畅地开展.在有着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两岸应以<内地与香港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为示范,扬长避短,制定<关于内地与台湾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促进两岸民商事交往和谐稳定地发展.     

论完善仲裁决的司法监督制度

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制度 ,应当统一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范围 ;取消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 ;法院裁定撤销裁决当事人不服的 ,可以上诉 ;应当缩短当事人提出申请撤销裁决的期限 ;法院审理撤销裁决程序期间 ,不影响裁决的执行。     

公共政策保留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国际商事仲裁是当今国际商事领域最主要的争议解决方法之一。它以其灵活性、专业性、自主性得到了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青睐。然而,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有赖于其裁决能否得到各国法院的承认和实际执行。公共政策保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我国应当合理区分国际公共政策和国内公共政策,以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对待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     

论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效力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效力是指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对当事国 (成员国 )的作用力 ,它由义务性规范与权利性规范共同构成 ,其生效方式较为复杂 ,且有专门设定的国内执行条款。当事国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接轨是与其“最低标准”的“接轨”     

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进路

执行许可是仲裁裁决得以执行的前提，其依据体现在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强制执行请求权与执行名义的关系上，更与仲裁私法自治与国家公权强制间的张力有关。为体现司法对仲裁的适当监督，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的法律路径应当围绕书面审查进行，而非口头辩论，这不仅契合执行许可的规范价值，更与我国集中式执行体制相得益彰。我国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实际呈现出“债权人申请—法院职权审查”的单线结构，法院只需对仲裁裁决事实进行确认。由于仲裁裁决执行许可程序与执行立案审查混合在一起，在适用上也要调和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变动国际体系中国际法院作用的评估

在国际体系向全球化时代变动的过程中，国际法院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至今为止，国际法院在冷战后的表现让人欣慰不已，但考虑到常设国际法院及国际法院在一战、二战后共有的先盛后衰的经历，对国际法院的表现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才较为妥当。国际社会应该给予国际法院更多表现其公正的机会。     

卫星遥感数据法庭可证据性法律问题研究

卫星遥感数据相比传统证据采集方式存在优越性,近些年也频繁地被国际和国内法庭争端当事方用作证据。法庭在是否采信的问题上立场不一,国际法院在涉及领土主权争端案件中对其较为排斥,国际刑事法院、欧盟法院和部分国家国内法院在涉及特定事项时态度较为肯定和积极。原因和卫星遥感数据本身的特质有关,在有着无可比拟优势的同时,其作为证据仍存在个人隐私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专家证词真实性等问题。卫星遥感数据法庭可证据性问题集中体现了科技与法律之间相互促进和矛盾性,国际社会目前立法仍为空白,国际和地区实践处于分而治之的局面。     

WTO上诉制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论述了ＷＴＯ上诉制度的组织体制，包括建立的缘由、上诉局的组成、成员的行为守则、上诉局的工作原则及基本程序。随后逐一分析了国际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欧洲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和一审法院、ＦＴＡ／ＮＡＦＴＡ的合议庭和特别异议委员会以及国际仲裁法庭的审查／上诉机制，从各自的异同深刻理解ＷＴＯ上诉制度的特征和成功与不足之处。最后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对ＷＴＯ上诉制度进行了评析。     

论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和外延

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在国际法表现形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源。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形式,而国际法的渊源主要表现为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公允及善良原则、国际组织的非拘束性决议或规则、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政府间国际会议制定的非拘束性决议或规则。     

国际法院特别分庭──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

本文阐述了国际社会对灵活特别分庭的建议、国际法院因此对《规则》的修改，分析分庭的组成和分庭的特点，试说明特别分庭在相当的时期内是加强联合国国际法院作用的一个现实与有效的途径。     

试析科索沃独立“合法化”问题

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就科索沃独立发表了咨询意见,裁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没有违反联合国接管科索沃时颁布的《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以及安理会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再一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似乎有了“合法”的依据。作者就此提出反对观点,认为科索沃单方宣布独立违反了国际法多项基本原则,同时也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安定秩序,并就科索沃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试析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有效控制原则——兼论我国的无人岛屿主权争端问题

在领土主权的争端中,国家的统治行为在国际法及国际法院的判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有效控制原则就是在国际法院难以判定领土主权的合法归属时应用的一项规则,此规则将主权赋予统治相对更为有力的一方。有效控制原则与国际法其他有关领土主权的取得方式有着不同的内涵,同时也有一定的联系。认识有效控制原则对认识我国与邻国无人岛屿的领土争端有重要的帮助。     

国际宪政视域下联合国制衡机制研究

联合国本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实际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联合国内外部制衡机制的缺失,特别是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为代表的三权失衡。从国际宪政的视角看,联合国应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增强联合国大会的效力,规范安理会的权力及其运作,发挥国际法院在国际纠纷中的裁判功能。同时,在与联合国的关系中,国家的主权应受到一定限制,公民个人的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应受到联合国的保护。     

法院调解的效力之维

对程序运作的结果加以利用,赋予民事调解符合基本法理的效力有利于实现调解制度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法院调解的效力既源于实体上的私权自治,也源于程序自身的运行过程。法院调解具有有别于判决书的形成力、羁束力和执行力。无论是从必要性根据还是从正当性根据而言,法院调解都不必或不应拥有既判力。对调解的救济由于合意的存在无需保留常规通道,但对实体上的无效或可以撤销以及程序上的严重违法之情形仍需提供特别救济的紧急出口。     

马航 MH17事件引发的国际法思考

2014年7月17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飞越乌克兰东部交战区域时被导弹击中坠毁,机组人员与乘客全部遇难。基于相关事实,认为根据现有国际条约,故意击落他国民航客机属于严重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行为,且违反了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构成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战争罪”。限于种种因素,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很难对涉事的国家和个人实施管辖,但犯罪发生地国、航空器登记地国、罪犯藏匿地国乃至受害者国籍国等都可依普遍管辖权或其国内法的规定对本案实施管辖并对罪犯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