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增长率与人口文化素质相关分析

依据1990-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与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与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存在强相关关系,特别是大学(含大专)文化程度人口所占人口比重与人口增长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同时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与人口增长率之间也存在明显负相关。     

我国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的分析

本文首先估算了1999～2010年我国30个省区的CO2排放量,同时通过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相结合,运用工具变量控制了这两种模型的内生性,全面客观地对我国各省区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城市化水平与CO2排放量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和年龄结构是推动我国CO2排放的主要人口因素,而大的家庭规模可以抑制我国的CO2排放;此外,收入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也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其他重要因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表明,上一期CO2排放量对当期CO2排放量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     

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结构变动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

文章使用正在经历或已经历过人口负增长时代的17个国家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规模结构变动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人口负增长时代主要以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和人口相对结构的老化为特征,对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产生影响。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大小和人口再生产的亚欧模式分类后,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结构老化与一国科技创新能力呈现明显“倒U”型关系,变化拐点为老龄化水平达到16.58%;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高收入国家初期应对负增长时代人口结构老化风险的能力更强;按人口规模划分,人口增长率变动与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负向关系显著,人口大国承受和化解老龄化后期负面影响的能力更强;与东亚国家相比,欧洲国家由于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域长、国家多,其人口增长率、老龄化水平与科技创新之间已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当前我国拥有规模庞大且相对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和科研队伍,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和研发投入占比仍在稳步提升,对未来人口负增长时代的科技创新发展不必过于悲观。面对将很快到来的不可逆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我国应当未雨绸缪,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维持稳定的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2000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与分布

文章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2000—2010年10年间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的变化.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较之1990—2000年有大幅度下降,但不同民族间差异明显,由此导致各民族人口规模变化较大,与2000年比较,人口在1000万以上规模的少数民族由2个增加到4个,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由20个下降为19个;人口增长率不仅在民族间差异大,而且不同性别间、不同年龄间和不同地区间都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各民族的老年人口增长率都很高.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在省级行政区间的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23.36%提高到2010年的32.84%,但目前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总体水平还很低,且各民族、各地区差异明显.     

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

本文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并且通过该指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比较发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此外,本文基于不同的模拟方案结果揭示出,人口负增长惯性将会对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有重大影响。本研究旨在说明,中国人口发展处于转折的关键时期,应当充分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负增长惯性问题,有关人口决策必须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因素相关性研究——基于人口发展方程的构造

本文从人口经济活动、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和人口再生产等方面,通过构建人口发展方程,分析了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之间从长期看具有稳定的互动关系,短期内两者之间存在动态均衡机制。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体制创新,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等要求下,当前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进一步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未来“第二次人口红利”探讨——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关系的分析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变化直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在人口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开展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在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定位分析我国储蓄率的高水平特征,从人口变化、政策、社保等多个角度探讨未来储蓄持续走高的可能性。并利用全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得出结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难以实现,抓紧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才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     

人口因素对公共医疗服务效率的影响——区域差异与动态变化

本文基于2002～2010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下研究了人口因素对我国区域公共医疗服务效率的动态影响。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测算了各省份医疗卫生体系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利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对效率值及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受教育程度、城市化率等人口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医疗体系的综合服务效率显著正相关,尽管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率与综合效率关系并不明显,但是对医疗体系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仍然存在显著影响。     

陕西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分析

自上世纪70年代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以来,陕西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人口生育率进入到低生育水平时期。进入“十一五”．陕西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省总人口控制在4050万以内．确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0美元。本文将依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采用年龄移算法．对陕西省2006-2030年的人口发展规模、人口生育率、人口增长率、人口年龄构成变化、育龄妇女变化等进行科学准确的测算。提出了在低生育水平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大环境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消费效应分析

消费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于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研究,大多基于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不确定性视角,而忽略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及老龄化发展的步伐,这一转变必将改变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影响储蓄-消费模式和消费率。基于我国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各地区人口转变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负相关关系。     

我国人口政策的调节时机研究

本文从研究人口抚养比入手建立人口增长的差分方程组模型,据此推算人口总量和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有一个极限,不会无限制地恶化下去。同时,我国生育率控制指标的最佳调节时机至少还要再等待20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须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陕西省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增长。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陕西省为例。了解陕西省的省际迁移人口的规模大小和年龄分布特征,分析在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时,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如何变化。研究结果发现：陕西省迁入人口呈现年轻态特征,多为处于就业初期的年轻人口,减缓了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     

中国西北地区人口承载力及承载压力分析

本文从水资源角度出发,通过一定的计量分析,探讨了西北地区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及其动态变化,并结合人口规模预测,进一步研究了西北地区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状况。研究发现,西北地区人口承载力较低,但今后会进一步有所上升,与人口变动相比,人口超载现象将始终存在,但是程度将略有降低。     

论中国人口逆淘汰：驳斥一个伪命题

本文对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认为不能简单的以城乡生育率的差异去考量人口的整体素质变化。人口的整体素质变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静态的、封闭的人口观点去看待人口素质问题必然得出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论。把城镇、农村人口当作两个封闭的群体。同时忽视农村人口素质快速提升的的现实,得出的中国人口逆淘汰的结论必然是一个伪命题。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我国人口-经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联研究

通过全国1995～2008年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口发展状况对比发现,人口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并不呈现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引入经济系统对人口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关联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时期内,人口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更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口和经济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原因,但当滞后期延长,人口和经济系统之间将互为因果,使得人口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将更为复杂。     

我国未来城镇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变动预测

对城镇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给予合理预测,有助于政府预估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和养老压力,进而制定合理高效的社会保障政策和进行相应政策调整。本文从规范的人口学角度,采用队列要素法通过年龄移算,在考虑城镇人口基数、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以及城市化背景下乡城人口的净迁移率等多个参数的情况下,通过编制我国城镇人口生命表．对从现在起至未来2030年的时间内我国城镇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动态预测,从而为我国制定合理而有针对性的城镇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及实证分析——基于水平VAR的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技术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从环境承载力角度分析了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在特定空间内相对稳定时,若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超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承受能力,这时经济发展就要受到人口增长的困扰。其次本论文运用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技术研究了中国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互作用数量关系。结果为:在短期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却对人口增长率有显著影响;从长期看,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只有控制人口增长(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才能更好的控制人口增长,两者相辅相成。     

中国县域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是人类活动在地球表层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受自然及人文两方面的影响,胡焕庸线成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基线。本文以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数据为基础,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定量分析2010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通过分析各级人12密度空间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剖面图可以发现,2010年中国县级行政区人口密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人口密集区用接近2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接近80％的人口;东南-西北两部分人口比重为93.77：6.23,胡焕庸线仍然是2010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界线。     

人口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界存在着多种争论。本文首先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框架,进而得出了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预测,然后利用大量的经验数据初步证实了上述判断;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的经济效应可能依时间、地点而有明显的差异,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目前的背景下,应当适时地调整现行的人口管理政策,以维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