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进程看我国今日的中等收入阶层

十六大以来,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关注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来审视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尤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如何发挥这一群体的作用和影响力,理应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     

新形势下中国西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状况实证研究

文章以西安为例,对新形势下中国西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在厘清中等收入阶层的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有关中等收入阶层实证研究的现状阐明西部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的必要性;其次,通过项目调查数据的整理概括对西安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特点及发展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最后探讨了新形势下中国西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途径及其机制创新。认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上升渠道。为此,应提高整个社会对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功能可变性的认知程度;建立健全以推进教育公平、房地产改革创新及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内容的合理保护西部中等收入阶层利益的各种政策体系：建立并不断完善合理调节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就业、创业的法律政策体系,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建立并不断完善合理调节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财政政策体系。     

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变化及扩大措施

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为理论背景,首先梳理和计算了国内外定义下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变化,发现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大小和变化方向随定义的不同而不同。绝对收入定义下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一般上升,相对收入定义下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有可能下降,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可作为收入法定义的补充。目前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不足50%,全国和农村的比例更低。然后基于收入拟合方法下的中国收入分布变迁情况得出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低的原因是收入逐渐集中于高收入阶层,最后从收入来源角度提出了降低对中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提高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以及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经营净收入等措施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缓冲，还是阻碍？--社会转型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与社会稳定关系之探析

中等收入阶层的稳定器观点始于20世纪初的德国。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取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政策制定时的倾斜度。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中等收入阶层有所侧重,鼓励其发展壮大,维护其阶层利益,这一阶层就能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随着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持续受损,其阶层利益无法寻求合理的表达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要求社会变革,如果寻求不到社会变革的良性途径,就很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成为影响和阻碍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需求分析——兼论企业营销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正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尽管目前其所占比重仍较小。营销者必须重视这一变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本文在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背景和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需求和购买行为特征;然后,针对企业的营销变革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对储蓄高增长与收入分布的相关分析

采用计量验证的方法 ,对中国 1985 - 2 0 0 2年间储蓄增长与收入分布进行了相关分析 ,发现 ,如果居民收入分布不合理 ,少数人占有多数的收入 ,即高收入阶层比重过高 ,而中等收入比重相对较低时 ,全社会的平均储蓄倾向必然会过大。因此 ,当前的高储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收入分布的不合理 ,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改变目前的偏态收入分布格局     

论储蓄高增长与收入分布

文章采用计量验证的方法,分析了中国1985～1999年间储蓄增长与收入分布之间的关系,发现如果居民收入分布不合理,全社会的平均储蓄倾向必然会过大,因此不同收入阶层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影响到平均储蓄倾向水平。当前的高储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收入分布的不合理,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耐用消费品市场制度与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我国内需方针的分析

耐用消费品市场作为一组复杂的契约关系,有其特殊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结构,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是相统一的。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方针;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扩大消费需求,重心是扩大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耐用消费品市场的扩张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制度结构。扩大社会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社会、制度结构顺利转型的根本保证。     

偏态收入分布对储蓄高增长的影响

采用计量验证的方法,分析了中国1985～2002年间储蓄增长与收入分布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分布与储蓄水平的高低具有相关性。偏态的收入分布会造成过高的平均储蓄倾向。当前的高储蓄从侧面反映出收入分布的不合理,应采取有力措施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媒体关注·生活数字

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达2．3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8月3日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报告称，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中国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比重仍然偏大，所期望的“橄榄形”结构并未出现。     

当前最低工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宏观调控工资的手段,有利于保护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权益.当前最低工资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最低工资标准仍偏低,一些企业以最低工资为基本工资,加班费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点计算,绝大多数员工不知道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等问题.建议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办法要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同时出台全日制小时工资标准,加大宣传最低工资标准,让更多的员工知道最低工资标准,以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     

基于劳动者平均工资的人力资本计量模型研究

人力资本计量是研究教育对经济贡献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因为教育是通过转换为人力资本, 才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的。在计量人力资本时, 运用较多的是基于成本的教育年限法和基于收入的劳动者平均工资法。本文给出了基于成本的教育年限法的缺陷, 介绍了计量人力资本的另一种方法, 即用一个地区的人均总产出除以该地区纯体力劳动者的平均工资, 并通过搜集实际数据计算比较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的人力资本水平。     

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1986~2010年）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因素,发现中低层管理人员与规模较大企业的工资优势随时间段靠近而减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逐年增加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逐年缓慢增加,均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却降低了管理人员、在私企、外资或合资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缩小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差异。认为对农民工工资的研究中,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均比较稳定,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工资的变化,将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宏观层次解释变量的作用。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是一种平等的价值观在经济领域的体现,中国当今不存在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所要求的条件,从而也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平均工资率的形成,同样可以实现按劳分配,但已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了.     

高校工资制度改革初探

本文对高校工资制度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高校新工资制度的主要特点，并介绍了高校新工资制度的模型。     

英国的最低工资制度:经验与启示

英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1998年全国最低工资法案》及《1999年全国最低工资条例》中。最低工资制度的内容包括最低工资的标准、适用对象、工资的定义和范围、最低工资的计算方法、最低工资的执行和法律救济等等。我国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但该制度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借鉴英国的做法加以完善。     

"文革"时期至上世纪末工资改革的回顾

文革时期 ,一部分职工的低工资有所调高 ;70年代后期至 80年代 ,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 ,对工资分配实行政企不分的行政干预 ;上世纪末期 ,我国开始出现协议工资制、谈判工资制、年薪制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分配方式。工资制度改革在不断深入 ,薪酬革命必将到来。     

农民工欠薪问题在刑事立法中的思考

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企业中农民工欠薪问题,采用举证分析法,通过对农民工欠薪问题在刑事立法上的必然性分析,提出农民工欠薪行为应该纳入刑法调整,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权中增设故意欠薪罪等措施,以此有效遏制和预防农民工欠薪行为,为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最低工资制度与初次分配中的公正问题

为了从理论上探索收入分配制度,体现社会公平原则,按照初次分配的公正性原则与相关调研资料,分析了中国收入分配中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等严重分配不公的根源。分析认为：其根源是GDP分配中劳动者收入偏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偏高的畸形分配格局所致。同时认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发生异化的情况下,着力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尤为迫切,在现阶段主要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使以往GDP分配中劳动者收入偏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偏高的畸形格局得到矫正,逐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论制度认同建构中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限度

制度认同的形成,是人们对制度规范的认知性期待与规范性期待实现统一基础之上的实践证成过程。意识形态对于制度认同建构的意义在于：意识形态可以实现对制度信息的定向性控制,左右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和理解;意识形态通过发挥“占有他人意志”的功能,改变或置换社会大众原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形塑人们对制度的规范性期待。意识形态为制度认同奠定着思想基础,但由于制度认同不只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还是个实践理性的问题,制度认同最终能否形成,还取决于人们对制度的认知性期待和规范性期待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能否得到证成,这构成了意识形态作用的限度。制度认同的形成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还需制度本身合正确性与正当性以及加强对制度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以为制度认同的建构提供必要的“经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