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三结合”义利价值导向

针对贯彻落实计划生育“三结合”中一些地区片面理解单纯进行物质得益帮扶，重利轻义的不良倾向，率述了如何全面理解义利的辩证关系，并在推行“三结合”中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     

论计划生育"三结合"的特征

根据对基层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考察，注意到成功的计划生育“三结合”活动具有６ 种特征。这些特征的归纳总结有助于形成对“三结合”活动的理性认识，有助于推动“三结合”实践深入健康发展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件下，“义利”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正确对待和处理义利关系，必须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指导。坚持“义利统一”原则，既要把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目标，自觉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又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只有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国家、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

墨子认为“攻”是侵略战争，它在动机上“亏人自利”，在手段上攻杀无度，在后果方面“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因而“攻”是不义之举，与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之义相悖。所以，墨子主张“非攻”以除“天下之害”，从而达到相爱、相生、义利天下的道德境界，并通过对“诛”与“攻”的“义”之辨析，阐述了“诛无道”的社会正义旨归。这一思想对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义利之辨”新议

“义利之辨”新议孔庆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义利之辨涵义深广．但从法的价值论上看就是公平与效率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利之辨是法的价值的永恒的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重大课题。儒家思想在义利之辨...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关于落实“三为主”、“三结合”途径的思考

本文中心论点是讨论“三为主”与“三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三结合”道路的广泛适用性，对当前积极推行“三结合”有重要指导意义。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对“义利”关系的深刻认识

朱熹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述是深刻而有力的。他认为,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的,只要按天理办事,恰到好处,自然就有利。这样的“利”对个人有利,对家庭有利,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利,对各民族的团结有利,是全人类的大“利”。“义”之外没有利,有义才有利,没有“义”的“利”是“私欲”,是“人欲”,不合正理,其结果不但无利,而且有害。     

试论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义利之辩,一直是我国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坚持和大力倡导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点

新时期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的推进,社会结构的转型等,从多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利益格局,催生了新的利益矛盾,表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人们的利益观念从公本位到义利统一;利益内容从单调发展到丰富;人们利益实现途径从单一变成多元;利益主体从静态到动态;人们的利益冲突从隐性发展到公开。     

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精神解析

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是围绕义利关系展开的,他们主张"见利思义"、"义以为质",推崇宁俭勿奢、安贫乐道的消费原则与节用以礼、贵贱有等的消费标准。为防止僭越礼制,维护社会公益,保证人们各安其位,他们提出了节用爱人、博施济众的理想。先秦儒家消费伦理的本质在于要求人们的消费行为合于"义"、至乎"礼"、归于"仁",以达到物我并存、各得其宜、天下一家的境界。     

行政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自主

行政人与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附带着一系列的义务与利益规定。角色冲突、利益冲突甚至是道德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使得行政人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应从创设制度化的个人伦理生存空间、行政人对角色责任的清醒认识、弘扬行政人的个体独立人格、界定行政人的忠诚限度等方面帮助行政人找到既可保存公共利益又可保存自己人格完整的有效途径。     

论孔孟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

必须客现而全面地认识孔孟的义利观,既尊重历史,又着眼现实,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提倡的新时代精神相结合,“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论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历时长久,在为人熟知的重义轻利的儒家和重利轻义的法家之外,有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墨家的义利相合论;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和桓潭等人的义以利生论;宋代李觏、陈亮、叶适、王安石、清初颜元等人的义利并重论。梳理把握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构成,可以对其理论价值及其异同进一步加以确认。     

邓小平义利观对加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

当代大学生的义利观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形成的,在义利观的选择上出现了新的趋向和新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三观"的错位,问题在于对他们义利观的选择缺乏必要的引导.邓小平的义利观包括尚义责利、以义制利、以义取利等几个方面,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义利观来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诸子思辨视野下的孔子形象——庄子及其后学对孔子的论述

战国诸子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随意塑造孔子形象,以为己用。庄子借所表述的孔子之言阐明其重要的观念如"心斋"、"坐忘"、"才全德不形"等。庄子敬佩孔子,有时视他为儒家圣人,有时视他是至人。《庄子》外篇中批评仁义者多言及孔子困窘,所表述的孔子有合乎其本来面貌的一面,但大部分内容把孔子和学生塑造成庄学的代言人。外篇中反对仁义者说孔子见过老聃,他谈治六经与倡仁义说,结果都被老氏批评。杂篇中《渔父》、《外物》、《盗跖》除了批评其所表述的孔子的学说外,还攻击他的为人行事。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