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成大田园诗的代言体特征

范成大的田园诗成功地运用了代言体。其作品能用真正的“田家语”传达出农民真实的心声,堪称当行本色;全方位展示了农民生活中的感想与见闻,令人耳目一新;首次使用七绝组诗体,丰富了代言体田园诗的艺术体式。范成大善于学习、继承前代诗人优秀的艺术传统,格外熟悉他的代言对象———农民,并与之情感相通、立场相近,这些都是其代言体田园诗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

近代以降,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受到欧洲文明的冲击而至解体。日本访华学人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并以纪行诗的文本叙事方式投射出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背离困境中舍“东”趋“西”的方向抉择。概言之,其受国民性格、传统、利益和使命的影响于纪行诗中通过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表述而将“自我”纳入文明,将“他者”从文明“除名”,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欧洲文明的追崇乃至自我主体建构的文明论转向,并促进形成其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     

论清代蒙古行记中的纪行诗

民族交融带来文学书写的扩容与新变是元明清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清代一系列具有时代特点的蒙古行记之诞生就是当时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的产物。作为一种新的时代趣尚,清代蒙古行记作者随记文载入或附录了数量不等的自撰诗词作品。这些体式不一、内容丰富的作品,选材各异且地域色彩鲜明、众风竞妍而各美其美且兼具纪实、写心之长,不仅充实了行记的内容,而且提升了行记的审美性,是行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文学史功能和价值而言,蒙古纪行诗既与清代其他行记中的纪行诗一起推动了纪行诗作数量、体式的发展和艺术水准的提升,又拓展了中国古代行记文体的边界和功能,而且充实了清代诗史的内涵。在研究清代纪行文学时,应对此类作品予以足够的关注。     

松筠和他的《西招纪行诗》

松筠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驻藏大臣,他对清王朝的边疆治理做出过较为卓著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一些咏藏诗传世。本文根据他的长诗《西招纪行诗》分析他的治边思想形成、表现以及其诗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论证其诗在清代咏藏诗苑的地位。     

初唐诗的转向:王勃"入蜀纪行诗"探析

王勃20岁时,曾在入蜀途中,写下了30首"入蜀纪行诗",惜其多已亡佚.王勃存诗中有6首纪行之作,当为"入蜀纪行诗".另有两首与上述诗歌题材和结构相似,或为"入蜀纪行诗"之存诗."入蜀纪行诗"的艺术特色是"壮美"而"抒情",是王勃在初唐诗坛上突破宫廷诗的束缚,开拓诗歌题材以及召唤诗歌感情回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王勃"诗文革新运动"主张的一次重要实践,因而对于把握初唐诗歌的转向以及王勃诗歌创作的脉络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北征》一曲叹陆沉,文化交汇有余情——析范成大使金诗的文化内涵

范成大的使金诗是古代诗歌创作的新异别致之作,一方面抒发山河沦落、神州陆沉的悲怨苦闷,一方面书写出使经历感受,包括北地中原的文化习俗变迁、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以及女真人特有的生活习惯,诗史相融、内容丰厚、情感充盈,深痛中冷静绘制,悲抑里昂首低鸣,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形就了其使金诗歌卓然独秀的艺术风致。     

论秦蜀交通与唐代的蜀道诗路

秦蜀两地虽山水相连,古时却因秦岭横亘,交通不易,往来艰难。自战国以降,经历代开掘,遂有子午、褒斜、陈仓、骆谷等道穿越秦岭,连通秦蜀。唐代国力强盛,驿道发达,秦蜀之交通在前代基础上亦有所发展,公私往来较前代更为频繁,而因诗歌创作之兴盛,遂形成了以蜀道书写为内容的蜀道诗。又因创作者有亲身经行与否的区别,唐人的蜀道书写也形成了悬拟想象与亲历纪行两类,在艺术上也有以物象、意象之形塑创造为主和以实录所历、呈现经行之别,却又都为古代秦岭巴蜀之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作出了独特贡献。由于唐代诗人出色的蜀道书写,秦蜀间之交通线,或亦可称之为唐代的"蜀道诗路"。     

论当代煤炭诗潮的形成

中国古代、现代有咏煤诗。只有在当代中国,异化劳动和劳动异化逐渐消除,咏煤诗才发展为一种独特题材意义上的煤炭诗,并有一个创作群体、读者群,有自己的文学阵地,形成了一股翻滚着乌金的煤炭诗潮,形成了两个创作高潮,具有独特的诗美。     

阮元的经解

阮元是乾嘉学派最后一个重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梳理和阐释,以恢复原儒的思想、强化圣贤之道修已治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是阮元经解的重要特色。阮元的努力对系统地清理思想史上的材料、凸显和发挥原始儒学中不为后人所注意的某些方面,颇有裨益,其得失、经验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阮籍《咏怀诗》中的"剑"

"剑"是阮籍<咏怀诗>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在诗中出现8次之多,它是阮籍英雄情结的象征,反映出在魏末政治高压下,阮籍仍然在苦闷中保持慷慨的底气,这是建安精神的延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一具有气势的诗歌特点通过"剑"意象得以体现出来.     

论诗人阮籍的“身体语言”

魏晋风度中的很多现象,都围绕身体展开,士人们借助身体言说、传情达意,形成特定名士群体的＂身体语言＂。诗人阮籍更是身体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青白眼、他的裸裎、他的啸、他的醉饮、他的＂穷途恸哭＂,都是富有原创精神、极具歧义性的身体语言,传达出反礼教的深刻用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阮籍的身体语言,既是魏晋任自然社会风气滋养的产物,也是魏晋玄学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更与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阮籍的身体语言,拓宽了传统意义上语言的边界,与儒家士人的身体语言形成鲜明对比。     

论阮玲玉自杀的社会意义赋予

1935年3月8日,著名女影星阮玲玉自杀身亡,轰动社会.媒体迅速报道,引起一场大讨论.舆论从将其自杀归于个人的恩怨情仇,到说她是被封建主义毒害、被黑暗社会制度压迫而死,批判对象由个人延伸到社会,烘托出她被杀的弱者形象;同时,又说她是为妇女解放而牺牲,将她塑造成具有献身精神的新女性.对于预防自杀途径的探讨,舆论认为不但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而且要注重人际交流还有行业协会的建立及彻底的社会改造等.其自杀被演绎成具有丰富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成为社会舆论言说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等宏大时代主题的契机与符号.     

阮殿龙诗词赏析散记

“散记”对阮殿龙《菊篱吟稿》一书作了这样的解读:“清新幽雅的气色,天真无邪的韵致,带露凝霜的芳香,柔枝劲叶的风骨,一扫世俗功利的烟尘、眼前浮躁的风气。”由此追溯中华诗词的发展演变,以及中华诗词在今天的历史地位。并强调当代诗词作者只有坚持从生活和传统中汲取创作营养,才能使诗词作品别开生面,富有新意。     

阮元与清代学风

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家埋头考据,忽略经世;崇尚汉儒,排斥宋学。书院教育则一味追求时艺,思想僵化。扬州学派领袖阮元为扭转不良学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任学政时,改革考试内容,倡导经史实学;任会试副总裁时,所出考题皆有关国计民生;先后创办新式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培养通经致用的真才实学之士;在学术界,阮元倡导通儒之学,主张汉宋兼采和经世。阮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倡导的新风得到了焦循、凌廷堪等著名学者的认同和呼应。以阮元为首的扬州学派所倡导的汉宋兼采和通经致用的学风对清末学术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清末汉宋合流和经世思潮的兴起进行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阮大铖所结中江社考论

中江社是晚明影响较大的一个社团。此前学界往往从阮大铖的政治评价出发,将中江社列为复社的对立者避不多谈,使该社成员及状况等不甚了了。中江社之结虽然包含有阮大铖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从该社之成立渊源、成员特点等方面来看,中江社实属文学社团而非政治社团。     

20世纪的阮元研究

阮元作为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 ,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2 0世纪阮元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对阮元思想研究较为全面、系统 ,多有独到、深刻的见解 ;阮元学术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对阮元学术方法论的研究成绩显著 ;随着整个学术环境及视野的不断开阔 ,阮元文化活动研究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阮咸:一个才情卓异、行为骇俗的魏晋风度的个案

阮咸是竹林七贤中名声最小的一位,他与王戎一样,亦属于晚辈,所以较少有人注意.在不同流俗、特出卓异、放诞不守礼法上,他与其他几位具有共同的特征.然而他的率性任诞、放荡不羁亦具有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一)借从俗而反俗;(二)蔑视世俗礼法;(三)嗜酒放狂;(四)本然坚实的道家精神内核.他在音乐上亦有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精于弹奏琵琶;(二)精于音律的品鉴;(三)以其名命名了乐器"阮咸";(四)史载亦有作品传世.     

桂馥与阮元交游述略

桂馥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说文》四大家之一.他嗜好金石,精于篆隶,善治《说文》,并以此为基础,广交天下学人.其中一位忘年之交,就是大名鼎鼎的阮元.二人切磋问学,诗作唱和,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与阮元的交游,桂馥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交谊范围,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学术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