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文章从“秩序”这一概念的缘起入手,梳理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脉络,总结出其具有代表性的精英论、多元论,以及“国家-社会”研究框架;其次,文章亦对国内的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缘起、特点、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主流的“国家-社会”研究框架进行了批判。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阶级、性别与身份：民国时期“太太”的文化建构

民国时期的＂太太＂不仅是一种称呼,还是一个社会类别。其具有阶级、性别与身份的文化内涵：太太是上流社会男性妻子的专用称谓,这些男性包括达官贵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尽管她们受过教育、具有现代性,但是因其缺乏独立人格和国民身份,受到知识分子的批判。此外,她们仍然处于传统的社会性别权力秩序之下。     

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

男权制意识形态通过霸权话语秩序和性 /性别制度构筑起男性社会的文明大厦 ,在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中 ,女性只能以一种奴化、异化的形式生存 ,并且存在于更深的精神意识层面。历史证明 ,意识形态的作用比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更强大 ,也更有力地维持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现代社会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 ,使女性定义自我、自我超越的需求日益明显 ,而社会文化的发展 ,又让女性对改变现有的性 /性别制度下两性关系秩序的要求愈加迫切。性别秩序的革新只有在女性充分意识到了自我的真实存在后 ,在重新整合自身的意识行为 ,并以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向旧有的话语秩序、向侵占和排挤了她的自我意识的男性虚假意识挑战的基础上 ,通过自由选择自身的意义、本质和价值 ,自主控制自身意义的产生和塑造 ,才能逐步实现消解、超越男性霸权话语对女性的控制作用 ,颠覆男性中心的概念秩序 ,摆脱女性意识被奴化、异化的现状 ,而女性受奴役、被控制、为男性牺牲的历史也才有可能走向终结     

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的互动与互济

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政府的追求。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国家权力干预过多与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救济能力不足、自治不足与过度自治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发展。     

性别政治的历史追踪

母系制到父权制的历史性演变带来了人类按照男性的结构和功能来建构认识世界的范式以及不平等性别的制度。性别制度衍生出种种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至今还弥漫在现代社会。本文追溯性别歧视的历史起源,解析性别制度的文化背景,探讨权力对性别的制衡和编排,进而论及男性社会中的女性参政以丰富的启示。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宪法秩序与社会主流价值观

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几乎都伴随着宪法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东欧国家的改宪风潮就是一个例证.近几年来,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尼泊尔等国家也都要么修改宪法,要么重新立宪.这是政治秩序的变化带来的宪法变革,而反过来,宪法的变革又促进了新的政治秩序的形成.宪法是规范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法律,故曰凡权力未分立和人权无保障的国家即没有宪法.宪法保障人权的重要方式就是分配和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宪法秩序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国家权力秩序.宪法规定国家权力静态的差序格局和动态的互动制约,形成一个动静结合的宪法权力模型.这个模型在社会中实现,即社会的真实权力秩序与宪法所创造的模型相符合,反之,这个模型被束之于宪法之上而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即社会的真实权力秩序并不与宪法所创造的模型相符.在后一种状态中,宪法秩序只存在于宪法文本之中,而无法成为现实社会的秩序,例如我国1954年宪法所创造的秩序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只是一个权力秩序模型.宪法秩序在社会中的实现有赖于多种因素,社会主流价值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关于《性别麻烦、女性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话语》的思考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话语》一文中首先从女性的多样性和区分的排他性、本体论的整体性、主体的男性特权、权力话语批判以及重建包容性的女性区分等方面阐述了女性和女性主体命名的麻烦,在从无意识、认同秩序、异性恋管控三个角度确立了性别主体和性别身份的非稳定性前提之后,巴特勒主张以性别身份确立的性别主体的身体性别是肉体风格幻想的述行。而后她以扮装的戏仿解构了原初稳定的社会性别假象。由此巴特勒最终为她提出的性别麻烦提供了解决策略。     

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转型的怨恨渊源

在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转型过程中,批判精神与正义感的勃兴是其重要特征.这与普遍存在的怨恨情态密切相关.怨恨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心理动源,它推动着新的价值结构与伦理秩序的建构.怨恨与启蒙运动共同开启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精神气质的现代转型历程.当代普遍存在的怨恨心态导致批判精神的滥觞,激发着公众的正义感,并引导公众自主、自觉地参与到重构新型伦理秩序的社会共同行动中.以启蒙和自我启蒙为特征的社会共同行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重建心灵秩序,有效抑制、化解伦理冲突,而自信、自主、宽容、理性等现代型国民气质将得以普遍生成.     

疫情下城市记忆对国家认同的构建——兼论社会结构变革的情境化

现代化使城市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承担了大多数的社会风险.城市在疫情等重大危机事件中付出的代价与社会成本远超乡村,对它进行解读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更是它出现的社会历史情境,即从人的行为到制度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在中国,伴随着8世纪开始的国家权力中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占据了财政和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形成了新的城市社会意识.城市中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产生包容性的身份认同,构成了共同的城市社会记忆.疫情带给城市的考验是整体的,既有政府的权威,也有官员的作为,显露出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权力格局的演变,并冲击着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管理的终端,社区继单位之后融合陌生群体,产生多重身份归属,使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在疫情中得到巩固.城市中风险地区的比较与划分也产生不同于以往的风险意识和符号体系.疫情情境也创造了城市公共空间,通过仪式操演产生心理上的共同记忆,并通过城市景观、物产、人文秩序法则和民族主义情绪等完成从事实现象到象征符号的转换,促进国家认同的产生.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现代广告中男性形象的变迁

广告中男性形象的模式化倾向已引起广泛关注。传统广告中男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广告具有性别教育功能;时代和社会要求广告中的男性形象应突破某些传统成见,体现出男性社会角色的丰富内涵。     

三仙姑形象的多重文化隐喻——重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形象具有多重文化隐喻,可从性别研究、人类学乡村研究和现代性研究等多重视角加以探究。在现实层面上,三仙姑是乡村新旧秩序的双重游离者,转变前的三仙姑固然不属于新秩序,也游离于旧秩序;转变后的三仙姑,表面看起来是加入新秩序,但实际上是被迫回归了旧秩序——被改造成"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即回到了"长幼有序"的传统乡村秩序中。在文化层面上,三仙姑形象则提示着现代性叙事所无法命名的传统乡村边缘、暧昧的女性文化形态——三姑六婆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在父权传统中固然受到贬抑,但尚能在自在、混沌的乡村世界中获得容身之所;随着乡村现代性运动的加剧,其存在根据日益丧失。三仙姑形象的塑造还与15—18世纪欧洲猎巫运动对女巫的表述逻辑以及现代性对女性身体的监控与改造逻辑密切相关。总之,三仙姑的形象可以看作是自在混沌、难以被现代性整合的传统乡村文化身份的转喻,表征着一种迥异于现代主体的另类/他者主体性。这种另类主体性因与现代性逻辑所定义的主体性(小二黑、小芹所表征的乡村新型主体性)截然不同,而遭致改造和清除。     

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

中国乡村精英经历了由传统乡村精英到乡村政治精英再到多元乡村精英的转换,这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可以从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的生活秩序、乡村社会的精神秩序和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乡土”走向“现代”——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选择

一、现代性的迟滞与宗法秩序的回潮晚近２０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早已为人乐道,而乡村社会秩序的现代转型却远非易事,甚至连它究竟需不需要转型或要不要进行现代性秩序选择,在时下的争论中似乎都成了模糊不清的问题。麻烦缘于传统宗法秩序在当下中国农村不同程度的回潮甚至奏效。然而从它回潮的历史缘由看,问题也许并不那么模糊。晚清以前的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都概莫能外于宗法血缘社会的范畴。由于国家政权历来只能通过乡绅阶层向基层乡村渗透,而从未实现对乡村的直接控制,因此,起步于晚清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但断断续续、残缺不…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重建

构成乡村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是文化、制度和权威,而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基础。随着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化快速地向农村覆盖,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瓦解,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如何演变,取决于中共在十八大上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个体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传统乡村文化之间能否融合协同一致发展。     

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单位制、户籍制和“街-居制”构成的城市管理制度结构的松动,社区建设全面启动。使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基层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最现实的生活层面相遇。由此便引伸出了一些问题,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是怎样的?其内在逻辑何在?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上海城市的一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最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